秦王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东方列国，在各地普遍施行郡县制，采用整齐划一的行政方式，统治各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与“车同轨，书同文”意义同等重要的政治举措，并成为了后世郡县政区沿革起始的基点。对这有着重大意义的“三十六郡”的划分，学术界一直纷争不断。

在16日下午的北京论坛史学论坛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者辛德勇提出了自己的“三十六郡新考”，为三十六郡之说又添新文，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是传世史集中最早明确记述秦三十六郡的，此后的重要著述基本上都是沿用了这种传统的主流观点。直至清代，学者开始摆脱了后人注疏述说的束缚，直接分析最早的文献记录。依据这一思路，清代学者全祖望、近代学者王国维以及当代学者谭其骧等人对《史记》等早期文献进行考究，摒弃了裴氏旧说。

辛德勇认为，在一种学术思潮盛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研究盲点，清代历史考据第一高手钱大昕另辟蹊径，依据《汉书•地理志》对三十六郡的系统记录重解其意。但辛德勇对此并不赞同，认为《汉书•地理志》内容并不可靠，一部分内容应是出自班固的错误编排。按照清朝之前古人著书多是利用现成东西的习惯，裴骃的三十六郡名单必定是依据现有系统来移写诸郡名目的。而不会是裴骃钩稽史籍考证出来的结论。如此就完全可以重新审视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以此尝试着来揭示三十六郡的本来面目。

辛德勇提出的新三十六郡是由秦王26年始并天下之初的四十二郡调整而来的，三十六郡数目的确定是与秦始皇崇信“十二”这一数字有关的。及至33年，秦廷攻取岭南及闽地，并设置桂林、象郡、南海、闽中四郡，才打破了以十二为基数的三十六郡格局，秦始皇又析分增置八郡，使秦郡总数增为四十八个。

在即将面世的近十万字的新作中，辛德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学术界发出了新的声音。与会的学者对此反应非常热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刘浦江认为辛德勇的研究在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他不赞同辛德勇关于秦始皇崇信“十二”一说，认为秦始皇更崇信的是“六”。同时，对裴骃当时查阅的材料是否可靠提出了自己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