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年前，国家为落实“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启动了在中国教育和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211工程”。工程的实施，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为北京大学这样一所百年名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撑。在短短的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全体师生团结进取，开拓创新，以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不断作出着新的贡献。从本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回眸北大“211工程”的系列报道，让大家在了解和思考中，进一步增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豪情壮志，在新阶段的历史征程中，不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211工程”为周公庙乃至整个周原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中资金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新的考古设备。在新的设备的基础上，考古队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也实现了重要的突破，从而为取得更大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保障。
——徐天进（周公庙考古队队长）
徐天进教授和田野实习学生在一起
2003年12月，考古学家在进行野外调查时，意外地在陕西周公庙周围发现了两片刻有文字的西周甲骨，自此揭开了被“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教授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考古发现的周公庙遗址发掘的序幕。这一发掘也成为北大“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陕西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工作进行了两年多，其间不断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特别是2005年9月，北京大学主持的周公庙遗址第二期发掘拉开了帷幕，由考古文博学院的著名教授和研究生组成的考古队重新进入周公庙遗址，开展着辛勤的工作。
借北大“211工程”成果展示之际，记者采访了周公庙考古队队长徐天进教授和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雷兴山，这两位周公庙遗址发掘的关键人物。他们详细介绍了周公庙遗址的第二期发掘所开展的项目和取得的成果。
大型夯土建筑群——
这方面工作主要是由雷兴山副教授带领进行。他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考古队就在调查、钻探中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群，这是现在所能发现的西周年代最早的建筑群。在2005年度，特别是第二期工程以来，考古队集中精力对这些夯土建筑群进行了发掘。
这些大型建筑基址主要集中分布于陵坡墓地以南，在白草坡墓地以南区域也有零星的发现，考古队在夯土建筑群的北端发掘了1500平方米，大致确定了所见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先周晚期，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由于建筑基址地面以上部分及基槽上部多被破坏，除发现一段排水沟和少量柱洞外，其余所见多为建筑基槽的下部。考古队员通过分析组成基槽的40多块夯土块，初步判断，整个基槽的营造方法是“错缝块形基槽开挖法”。这种方法所形成的网络状夯土结构及其所反映的营建技术在以往都没有见到过。
考古队员还在建筑基址的周围，采集到大量的砖和瓦，特别是其中的空心砖，在学界公认的周人都邑周原和沣西遗址内均未见到，由此可彰显出这些建筑基址的较高规格。
雷兴山副教授强调，建筑基址区的发掘，不仅确认了遗址宫殿宗庙区的位置；而且通过建筑基址布局的复原，可推测当时的礼仪制度。同时可以得出结论，建筑基址的兴建与废弃，应当和商周时期遗址的繁荣与衰落息息相关。特别是发掘区仰韶文化、龙山时代文化与先周文化的丰富堆积，完善了周公庙遗址考古的编年体系与文化谱系。
雷兴山副教授为视察领导介绍挖掘进展
一般贵族和平民墓葬的发掘——
在这方面，徐天进和孙庆伟等教授作出了很大贡献。考古队共发现商周时期墓葬901座，主要集中分布于五处墓地。新发现或确认了两处商周时期墓地和一处汉唐时期墓地，其中周墓近700座，汉唐时期墓葬128座。经过约300万平方米的大面积钻探，目前大致了解了周公庙遗址重心区域墓地的分布及各墓地的基本状况。
第二期发掘工作的重点是对于樊村墓地的发掘，其中主要是一般贵族和平民墓葬。徐教授告诉记者，从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考古队在樊村墓地共清理墓葬29座，马坑2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以小型墓葬为主，墓葬年代多不晚于西周早期，仅有个别墓葬晚至西周中期。而且出土了陶器、玉器及近百件小件铜器等随葬品。考古队员推测墓主应是低等级贵族和一般平民。
徐教授说道，对樊村墓地的发掘意义重大。通过对这些墓葬的挖掘，初步了解了樊村墓地的年代与性质，从而对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
卜甲坑，制铜、制陶作坊——
考古队共清理了3座西周时期的卜甲坑，分别位于白草坡墓地南边与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南端。出土卜甲700余块，有刻辞的90多片，字数最多的一块卜甲刻辞37字，是所有西周卜甲字数最多者。通过对甲骨坑堆积状况、出土陶片年代特征、卜甲刻辞内容等方面的分析，初步判定周公庙遗址卜甲的年代可能为西周早期。徐教授介绍道，这些卜甲片数多、缀合块较大，是研究当时卜甲整治形态、刻辞文例的上佳材料，近500字的刻辞更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直接文字资料。
研究人员在拼合甲骨碎片
考古队共发现并局部清理了2处作坊遗址。其中制铜作坊处发掘总面积为128平方米，共清理出与制铜有关的陶窑1座、房址1座及灰坑10余座，出土了大量陶范与制铜工具。
制陶作坊处的发掘面积近150平方米，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四座陶窑。该坑应是研究商周分界或西周建立绝对年代这一重要学术课题又一不可多得的参照点。
两座周城的发现——
北大考古队队长徐天进教授特别强调道，这次发掘的一个重大突破是跳离开周公庙遗址，在大周原范围内进行挖掘，从而又发现了水沟和蒋家庙这两座周城，其中水沟周城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周城。此外，现在全中国仅仅发现了六座周城，在周公庙遗址的挖掘工作中就发现了三座，占了半数，可见周公庙遗址的挖掘工作确实是在西周历史考古研究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雷兴山副教授补充道，由于应用了新的工作方法和现代理念，去年仅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在水沟周城中采集了大量标本，为弄清这个地区的聚落结构和古文化堆积过程作了不可少的贡献。这种高效率的工作方法，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首肯，并提倡在全国推广。
现代化考古设备和技术的应用——
雷兴山副教授认为，“211工程”为周公庙乃至整个周原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中资金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新的考古设备。
雷教授指出，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考古就是拿着一把手铲和刷子在挖土，实际上，以前北大的考古设施也就是这样而已。但是这种简陋的田野设备，精确度极低的测量工具，已经严重制约了北大考古的发展。所以在这次周公庙遗址挖掘中，考古队花了大笔资金购买了多台负责测绘和记录的电子全站仪，配备了由10万到5千的价格不一的各种精度的ＧＰＳ定位仪，实用考古设备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多，是全国任一一所高校无法比拟的。借助计算机和相关软件，最终构建考古ＧＩＳ系统，非常科学有效地管理各种信息，由计算机演示出来的聚落演变过程基本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这是以前靠人工无法做到的。
考古人员在使用先进的测绘仪器
同时在新的设备条件的基础上，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在工作方法、工作理念方面也有了重要的突破。以前的纠缠于文物年代、祖系的区系类型研究方法获得信息较少，而这次发掘工作中采取的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旨在揭示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有望取得更大成就。
无私奉献的教授和学生——
雷教授指出，我们毕竟是一所高校，教学和科研应该同步。所以这次的挖掘工作是以学生为主力，让同学大量参与，而且事实证明，学生在这次的挖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例如最初的卜甲文就是教授和学生同时发现的，后来发现的蒋家庙遗址，是一位研究生首先发现的。学生们在这次挖掘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奉献精神，是让老师最满意的，那种满意甚至于大于周公庙遗址本身的发掘。
而一批为了科研而献身的教授们更是让记者感动，例如公认学术造诣高深的徐天进教授在遭受心脏病困扰的情况下，硬是靠速效救心丸在挖掘工地呆了半年；董珊教授家里很困难，还是坚持在工地带了半年学生；孙庆伟教授更是在爱人刚刚生下小孩的情况下，就跑到工地呆了半年。
雷教授很感慨地说，你们年轻，不懂得家里有多少事，家人不能团聚，小孩照顾不了，有多少麻烦。但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诸位教授还是乐此不疲时，雷教授也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两句：对科学的追求，对教学的热爱。
后记：考古，从来就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周公庙遗址从发现到现在，也不过两年时间，但已经显示出惊人的学术价值，其中国家“211工程”当然是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如徐教授所说，这个事情不能急功近利，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得慢慢干下去。
人物介绍：
徐天进教授
1978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著名商周考古专家邹衡先生，1985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90年代，徐天进就参加了山西侯马晋国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该项目曾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他还带队对河北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进行发掘；1999年、2001年、2003年，他三次领队进行周原发掘，不断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