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承认，文字有些时候是苍白无力的。对于这样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你只有面对面坐在她的跟前，听她说话，才能真正明白她话语中的沉重与无奈，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锤炼后的坚毅和光泽。但遗憾的是，老人家一字一句的讲述，我不能够完全写出来，这是我的无奈，也是老人的无奈。

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

高耀洁老人走进我们的视线并没有十年的时间，直到2003年在“感动中国”的舞台上，一位操着河南口音的瘦小老人接过奖杯的时候起，“高耀洁”这个名字才第一次被大多数人记住。

“十年”是一个不够漫长却又并不短暂的时间，对于历史的进程来说，十年远不够让那些英雄伟人弹指一挥，在青史之上留下一段佳话；对于一方农民来说，十年也不过依旧是春耕秋收，早出晚归的十载轮回而已。然而十年对于一种危险的病毒来说，它却足够从开始的默默不语到突然之间的兴风作浪，它足够让一个朴实的汉子从最初的身强体壮到病榻上的骨瘦如柴，它足够让一个家庭从原本的幸福美满到最终的家破人亡。“十年”对于艾滋病病毒的发作很长，“十年”对于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改变却很短。

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艾滋病从未如此清晰与真实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在十年时间里，高耀洁老人在努力改变着什么，而十年过去了，高耀洁自己又有什么改变呢？

记者：您现在做的事情，跟十年以前做的一样吗？

高耀洁：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专心的关注病人和孤儿，现在我得防骗子，还得防圈套。

谈到十年防艾路的艰难困苦，我面前的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常常会一笑而过，但惟有一件事几次让老人流下眼泪。

1996年的4月7日，高耀洁接触到了第一位艾滋病患者，也从此开始了她防治艾滋病和救助艾滋孤儿的过程。十年时间里，老人一直自费支撑着调查和宣传工作的所有费用。对于这样一位已退休在家的妇产科肿瘤医师来说，微薄的经济收入刨除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以外，老人将他们全部投入到艾滋病的调查和宣传中去了。

“那时候我很穷，但我做的很放心。2001年到2003年，我获了国际上的两个奖，第一次拿了30000美元奖金，第二次拿了80000美元，骗子就来找我了。”

老人所说的骗子，是指那些以防治艾滋病或救济艾滋孤儿为名，公然骗取社会钱财的人。有一件事始终让老人历历在目。2004年的时候，一个自称义务救助艾滋孤儿的“好心人”在网络上号召大学生“每天少吃一块钱”以帮助孤儿们建立家园。当他电话找到高耀洁的时候，老人很激动，渴望着得到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的她专门雇了一辆大客车，辛辛苦苦拉上自己给孩子们买的文具衣物等东西，一大清早便赶到了“好心人”所说的“艾滋孤儿的新家”。然而一天的等待下来，面对着气派的空房子和“孩子们被带出去玩”的谎言，老人感到了心碎。我没有问事情的结果是怎样的，但当老人重复默念着那一天浪费掉的将近1000元钱的时候，激动的哽咽了起来。还有一次，一位建筑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家藏秘方可以根治艾滋病的医生，于是五六名患者因为他的药而提早结束了生命。还有几次，一些假扮志愿者的人试图偷走高耀洁的书稿，多亏老人及时发现，才保住了那些珍贵的文字资料。

面对如此之多的骗子和陷阱，老人告诉我，她太累了，她担心自己辛苦所做的一切会最终被这些骗子毁掉。老人叫这些骗子为“狗”，她担心自己和所有如自己一样投身防艾事业的人会被“狗”咬到。高耀洁感叹道，“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摇钱树，她对这个社会的信心已经不大了，如此你骗我、我骗你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者：从最开始走进艾滋病防治工作到现在，心态有了什么变化？

高耀洁：我现在是压力越大，反应越高。

老人在这里所说的压力，是指十年来始终未曾减弱的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种种无形的障碍。对于十年之前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艾滋病是一种“脏病”，是那些性乱和吸毒的人才会得的怪病。高耀洁老人坦诚地说，在接触到第一个病例之前她也抱有同样的观点。但直到1996年，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向她吐露了卖血赚钱的经历以后，高耀洁意识到这里或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在随后几年的调查取证过程中，老人一点点揭开了这个依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黑洞”内幕。大批朴实的农民纷纷到当地的血站卖血赚钱，100毫升10元钱的利益让越来越多的庄稼汉挽起了袖子。越来越多的非法采血点在当地散布开来，血头们叫喊着“卖血可以减少高血压，还可以致富”的谎言让农民们在无知的幻想中走向死亡。十年调查，高耀洁的脚步迈向了各个地方，在全国的范围内，老人有力地揭示了艾滋病血液传播的罪恶途径，也开始让更多的人从一种平等和无歧视的角度来看待艾滋病患者。

然而，在这艰辛的十年时间里，高耀洁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障碍甚至是威胁。老人用玩笑的语气告诉我，她在当地已经被标上了500元的“悬赏金”，为的是不让高耀洁在村子里继续做调查，怕毁了很多人的财路。老人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出，都会受到别人的跟踪和监视。就是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十年时间里，老人用她那双小脚跑遍了河南省几乎所有的艾滋病高发村，尽可能充分地调查了患者的家庭，总共安置了百余位艾滋孤儿。高耀洁笑谈，她自己就像物理学里所说的，受到的外界压力越大，她的反应就越强烈，越是受到阻挠，就越要找到证据来对付他们。

记者：十年时间，您对所做的一切满意吗？

高耀洁：我不满意，按我的能力，我应该做的更多一点。

十年时间里，高耀洁老人已经自费印制了近200万份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材料，发放到各个大学，各个图书馆当中。并且已经编写出版了《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一万封信》和《中国艾滋病调查》等三本书，并且还有两本等待出版。从一名不为人知的医生，到一位受到世界尊敬的“防艾战士”，在我们所有人的眼里，老人已经做得很多很多了。然而，现在留在老人心中最大的痛苦和不甘，就是她没有使艾滋病血液传播的真实情况让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仍然有着大批的无知的人，在通过非法渠道输出自己的血液，他们大多数并未意识到卖血的危险性，对于艾滋病的恐惧被对于金钱的渴望掩盖住，这将是潜在的最大威胁。并且，老人感慨到，十年努力，她目睹了太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太多唯利是图、欺上瞒下的勾当破坏着社会的和谐与健康。这些，都是老人不能满意的原因。

不过，面对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尤其是来自青年人的支持和帮助，高耀洁感到并不孤独，她相信防治艾滋病的担子是要由当代青年人去承担起来的。防治艾滋病现状的根本改变靠的是这些年轻人。

记者：您希望这些年轻人做些什么？

高耀洁：最起码要独善其身。

近些年，老人越来越多地走进学校，去为青年人讲解艾滋病知识，与他们分享自己十年调查的点点滴滴。不断有热心的青年朋友支持着高奶奶的事业，更多的人发出的疑问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老人坚定地说出四个字“独善其身”。

老人谈到她小时候没读过太多的书，背过最多的就是《诗经》、《三字经》、《孝经》之类的中国传统典籍。那时候她还弄不懂里面“之乎者也”说的是什么，后来慢慢在生活的磨砺中懂得了里面的意思。老人拿过我的笔，在采访本上写下“四维不长，国乃灭亡”一句话，并且告诉我“礼仪廉耻”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应该传承和发扬的道德精神。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来说，青年人目前可以发挥的切实力量并不大，但老人告诫每一个人都要“独善其身”，要坚定自己正确的道德标准，在社会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学会完善自我，认清对与错，是与非。高耀洁希望，在未来的防艾道路上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骗局和陷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人心叵测、唯利是图。坚持“四维”是帮助这个社会，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老人特别赞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八荣八耻”，她觉得中国的发展就在于青年人道德的完善和巩固。

“别跟着别人说假话”，高耀洁的希望很简单，也很无奈。

当谈起自己救治安排的那几名艾滋孤儿的时候，老人又流露出孩童一般的高兴。

“陈祥鸽已经到封闭式学校学习了，上个暑假才来看过我，他现在一米七七的个子，比你还高……”

“我问他们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好多人都说‘要当医生’，当医生干啥？‘治艾滋病’……”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高耀洁老人坐在我的面前。一头灰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满脸的皱纹提醒你：这位战斗在防艾基层战线上的战士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厚厚的花镜架在鼻梁上，老人很少摘下它，只是在动情时用纸巾擦干湿润的眼睛。身上一件白底碎花的外衣看上去精神、漂亮。

但老人的身体并不健康，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她，每月要花去将近1000元的药费。老人说着从床头拿过两张单子，展开，指着上面的数字对我说：“这12万块钱是我剩下的所有积蓄了，老伴说‘你可别动这钱，等你有病的时候用得着’。”但几天大学校园的演讲，老人已经决定回去后再给大学生寄来几百本新书。

编辑：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