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晚，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恶的记忆，善的向往”的讲座。本次讲座是“世界文学讲座系列”之一，由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和跨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思想史家，哲学家，托多罗夫吸引了校内外数百名教师和学生，不少外国学者和在京留学生也慕名前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教授介绍了托多罗夫的学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史忠义教授担任了此次讲座的中文翻译，讲座由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教授主持。

托多罗夫的讲座围绕“记忆”这个主题展开。在世界大战已经离我们远去、冷战的号角声也显得如此遥远的时候，他的演讲唤起了我们内心中沉重的回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显然，托多罗夫并不同意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雅纳（George Santayana）关于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可以根据个人对自己在历史中扮演角色的不同来进行区分。人们总是乐意扮演为善者或受害者的角色，因为这样能够让他们在当下获得正义赋予的权力，从而收获更大的利益。

托多罗夫说：“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因为写史权是胜利赋予您的特权之一。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纪里，人们经常要求取代胜利者历史或至少在其旁边，也有受害者、被臣服者、失败者的历史出现。” 但是，托多罗夫认为，人们更应该站在为恶者和受益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承认自身的恶，从而与之作斗争。

对于托多罗夫来说，人们对“善的向往”正导致了上一个世纪里无数灾难的发生。“通向地狱的魔道上，堆砌着善的动机。在个人心理动机这种视野里，我们的‘世纪病’并不新鲜，亦无任何独特性；而支撑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和唯科学主义精神才是新东西，是造成同样的初始心绪却导致巨大灾难性后果的责任者。”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和编辑性的。而当一个集体将历史事实进行选择编辑之后，这一段历史就已经拥有了属于粘贴上这个集体价值标签的历史。所以面对发展成为社会仪式的纪念活动和那些“永远不要忘记历史”的口号，托多罗夫并不赞同。他更赞赏热尔梅娜•蒂利咏的博爱精神。“一定要懂得‘把罪恶与犯罪者相区别’，对罪恶行径毫不留情，而对犯罪之人手下留情。我们不可能真正原谅永久摧毁一条生命的恶行，生命是不可复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对犯罪之人甚至给予怜悯。”

“过去既可以帮助我们建构个人身份或集体身份，亦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我们的种种价值、理想和准则。” 托多罗夫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放在了理性的天平上，希望它们能够在经受住了人类的检验之后被人接受，而不是强加于人。

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托多罗夫早年主要从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述学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后来又转向象征与阐释理论的研究。中国的许多学者正是通过他了解和认识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而近年来，托多罗夫的研究活动突破了文学的范畴，扩展到了思想史的领域。这次讲座也正是他多年以来对人类文化进行反思的结果。

托多罗夫的演讲引发了现场听众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对“善”与“恶”的定义和在历史中所起作用的重新思考。“如果忘记了个人，忘记他们本应是善的受益者，那么，善的追求就与恶的实践相混淆。人类的苦难更经常来自对善的追求，超过了对恶的追求。”

编辑：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