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大离休干部（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的老干部）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北大，他们是北大精神的发扬者、北大学术的创造者、北大传人的培育者。为了迎接北大110周年校庆，学习、传承离休干部的高尚革命精神、精彩为学之道和宝贵人生经验，激励新一代北大青年健康成长成才，北京大学关工委、团委、人事部组织北大青年理论骨干发展中心的学员们走访了一批德高望重的离休干部。兹择要点刊登，以飨读者。
沈克琦教授是西南联大43届物理系毕业生，1978年-1984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4年-1990年任烟台大学校长，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他长期从事物理教学，为办好北京大学物理系，推进理科高等教育改革和中小学物理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参与创建和发展了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和博士后制度，长期担任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创办并主持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堪称新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见证人。
从小参加爱国运动
1921年10月，沈克琦生于江苏省常州市，自幼聪颖好学。
沈先生回忆，他小时就听家里人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侵华到日本侵占东北，中国人老是被外国人欺负。“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竟然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特权。中华民国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怒，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爆发了。当时救国图存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从小我也就有了这种救国救民的意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我当时才十岁大的小孩，被老师组织上街宣传抗日救亡。街道两旁的店铺老板都很支持我们的宣传。全国的爱国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1933年沈克琦考入江苏名校——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两年之后的1935年，日本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那时我初二，大家都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但是那时候蒋介石国民政府不让大家抗日。当时扬州中学的学生被抓。我们一帮师生就赴镇江情愿，结果到了车站却不让我们上车。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赶来劝大家回去，并表示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后来才知道，当时学校里好多老师的爱国心也很强烈。如中国近代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一的饶毓泰先生，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祖国，即赴天津参与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建工作，几乎以一人之力，同时从事教学和科研，花七年时间把南开大学物理系办起来。再如叶企孙教授，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到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1924年回国后，先在东南大学任副教授。1925年清华大学设大学部，他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请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一辈物理学人。后来还建设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对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高中三年颠沛中沿江而上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逼苏州，苏常中不得不停办。当时上高二的沈克琦，跟随家人流亡到婺源县暂时安身。少年壮志的他不甘心就此失学，于1938年6月由婺源继续向西流亡到长沙。适逢江苏省教育厅决定在湖南桃源开办一所省立高中，收容江苏流亡师生，遂考入该校高三。“既解决了教师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沈老说到此处会心的一笑。
意想不到的是，到桃源报到时，学校已经决定西迁湘西。校名则由“临时中学”改为“江苏省立湖南桃源中学”——一个教育史上罕见的校名，却道出了战时办学的艰难。年仅17岁的沈克琦随学校先乘大船到沅陵，再换小船到泸溪，上岸后步行120多里路到达乾城县所里镇。湘西多匪，当局遂派一班士兵护送——这也是奇闻。所里镇是湘西重镇，处由湘入川要道，现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
到湘西时，沈克琦已经半年多没上课了。经历颠沛流离，目睹战乱给人民的痛苦，沈克琦愈加发奋读书。次年6月毕业后到贵阳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除了坐公共汽车，中间还走了几百里路。当时考大学一心想学工，切实报国，报考的三个志愿分别是西南联大航空系、中央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机械系，同时还报考了单独招生的兵工专门学校。
“混”进西南联大物理系
沈克琦进入西南联大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费尽周折。等待发榜时，一位参与统招事务的贵阳医学院的友人告诉沈克琦，他因英语零分而落榜。后来多亏这位友人从已经送入防空洞的英文白卷中发现6份非白卷，其中就有沈克琦的试卷，立即补阅，并立即用电报补报成绩。这样才得以被西南联大航空系和兵工专门学校同时录取。对收卷人的马虎和查卷人的认真负责，沈老至今感慨。后来他在北大负责招生事务时就特别谨慎，常以此事提醒有关人员。
沈克琦到西南联大报到注册时又遭遇困境。按照教育部、军政部的“国防第一”的通知，被兵工专门学校录取的同学，统考学籍被取消，必须有兵专的退学证明才能注册。一时学籍被取消，无法注册，但沈克琦抱定了读西南联大的信念，暂时在昆明城内基督教青年会免费学生寄宿舍安身。每天一大早起来用井水匆匆洗个脸，就赶往城外的西南联大旁听部分相关课程。没课时就待在同学的宿舍或者图书馆看书，成绩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考虑到战时交通不便，西南联大新生注册时间延长到一个月，截止期越来越近，沈克琦仍是毫无办法。好在柳暗花明，沈克琦偶遇联大附近“各地来昆学生就学指导处”主任、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沈克琦的统考成绩在航空系二、三名，一向爱护学生的查先生，当即拿起笔来给教务长写信，说沈克琦的兵专退学证明尚未寄到，请准予先行注册。最终教务长准得以注册。“就这样‘混’进了西南联大。”
随后去注册时再次不顺，开学已近一个月，工学院学生应上的画图、模工等实践性课程缺了两周就没法补了。注册组的老师建议沈克琦选修物理系的课程。无奈之下，他选了物理系的普通物理、工学院的中国通史和经济学概论等课。一年下来重新确定系别，联大进二年级要经系主任审批，入系学生与本系有关的主要课程得达到一定分数才能接收。开学前各系公布入席学生名单。航空系和物理系的课沈克琦都上了一部分，且成绩不错。结果两系入系名单上都有他的名字。
“那时候也没有多么崇高的想法”，最终是家庭经济情况起了作用，上航空系必须自备计算尺和绘图仪器，各十五元，一共三十元。沈克琦五个弟妹，加上母亲、祖母，一家人的开销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进入联大以后沈克琦就没向家里要过钱，靠着沦陷区每月九元的学生救济金维持生活。为了省下这三十元，沈克琦决定继续上物理系。
就这样费尽周折，沈克琦进入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原为华北名校，教授合在一起，可谓大师云集，物理系尤为突出。有十几位“海归”的欧美名校毕业生，如我国近代物理学“四大花旦”中的三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还有周培源、朱物华、任之恭、吴大猷、郑华炽等，这些耀眼的教授从世界一流大学学成归来，受到良好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基础扎实，且对当时世界物理学前沿有深刻洞见，在西南联大又传授给学生们。
联大的校风
沈克琦说起当时的西南联大，兴致勃勃，颇为自豪，当时的联大一是有很好的老师，二是有很好的学风和校风。
联大物理系的老师们，学术造诣深厚，治学严谨，人品高尚且非常敬业。由于日机轰炸，教授们都住在郊外。周培源先生从十几里路以外骑马来上课，后来因为马料太贵，改骑自行车，从未迟到。吴大猷先生则每天步行或者坐马拉带篷的板车进城上课，每周三次，从未缺课。吴先生备课极为认真，没有一本固定的教材，不同部分参考不同的书，不少是名家所著，包括密立根、赫茨伯格、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沈克琦和同学们大开眼界，学会了任意翻阅参考书，而不是每本都从头看起。王竹溪先生的热学课按他自己的体系讲授，为了让学生阅读方便，他在每节标题后注上有关参考书的页码，这种认真的精神让学生们由衷钦佩。周培源讲力学课，自编讲义，还经常自刻蜡纸，上课时将油印讲义发给学生。
沈克琦刚到昆明的头两年，即1939—1941年，日机频繁来袭，轰炸接连不断。炸弹扔到校园内就有两次，学校教室、办公室、宿舍被炸毁多间。“跑警报”也成了沈克琦他们的家常便饭。警报一响，大家就得立刻收拾书包，往学校北面的荒地树林中跑。当时，因避空袭，学校规定每天上午7: 00开始上课，每节课的课时改为40分钟，课间只有5分钟，上午十点钟四节课就告结束了。
艰难还不仅仅来自敌机轰炸。随着战局愈发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政府发放的救济金或代金，可以支付每天两餐的费用，要维持生活还是要在外兼职。沈克琦曾在暑假去云南建设厅刻写过蜡纸，到中日战争史料编辑委员会剪贴过报纸。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分外高涨。当时学生们的生活条件都很苦，冬天在窗棂上糊纸挡风，夏天最热时，不用席子，晚上十一、二点就能入睡。一间宿舍有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下面放两张双层床，中间放一张很窄的长条桌。一个房子要住40位学生，在这样挤的宿舍里，由于大家很自觉，照样能自习。晚上七时以后就鸦雀无声。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分外高涨。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有一半的人留在宿舍自修，其他人就上图书馆或上茶馆。
在西南联大的四年生活中，令沈克琦难忘的还有西南联大的体育课。学校对体育课要求很严格。体育老师根据学生体质水平及运动能力，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本科四年中体育课都是必修课，学生在四年中必须修满8个学期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一个学期体育缺课8节该学期体育就不及格。不及格必须重修，否则不能毕业。有的学生学分总数已修满，就因为有一学期体育不及格必须补修而推迟毕业。
沈克琦还说起了当时联大的管理，既灵活又严格。凡是课程不及格，必须重修，不能补考，除非有病假条等；重修不及格以后也不是简单的劝退，而是劝其转系，转到适合自己学习的系里去。也允许学生按照兴趣转系，当时物理系就有从工学院机械系转来的同学。如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当年在物理系上了一年，成绩挺好，二年级的时候转到中文语言系。朱先生后来还多次提到数理基础对他的语言学研究大有帮助。
当时的联大还招收转学的学生，每年招收几百个。如李政道先生就是先在浙江大学上了一年以后转到西南联大物理系，朱光亚先生则是从中央大学转入。当时的选课制度也很灵活，必修课选不满，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可谓不拘一格，很灵活。沈先生当时选过一门元曲选读，老师还教唱元曲。当时每门课程都有好几位教授，基本内容一样，但可以有所侧重，安排在不同学期开设，让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沈先生当年还自学了德文，旁听过法文，学会了基本的音标。外语基础为他后来去德国留学打下了基础。
寄语年轻人
沈老给了北大的老师们很高的评价，说他们是北大宝贵的财富。他同时还勉励北大学生道，“过去北大是‘开风气之先’，也希望同学们能‘开北大的风气之先’，加强自制，管好自己。”“时代发展了，现在的课程也相应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但是中国的国学要靠中国人自己。过去北大清华有一批学贯中西的老师，没有十几年的功夫是不行的。除了要有天赋，更要舍得下功夫。”他希望北大能继承好的传统，多培养一些学贯中西的人才，才能长久立足于国内，闻名于世界。希望年轻人能认清自己的使命，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他特别向我们强调说：“这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动手真干！”（执笔：肖龙凤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本科生）
编辑：商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