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曾一度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然而究竟是什么缔造了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在经济危机引起的震荡渐趋平息，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如何认识中国模式所带来的成就？中国模式又将走向何方？

11月6日上午，2010北京论坛之芝加哥大学专场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在专场主席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的主持下，各国学者围绕“后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展开讨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中国奇迹由谁缔造？

芝加哥大学Gary Herrigel教授认为，FDI(外国直接投资)和MNC(跨国公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在过去三十年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潮流，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跨国制造公司的互利关系也在实现升级。近来中国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扩展到产品设计领域、在产品生产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使得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国内市场生产进入全球经营网络，推动中国的生产进入全新的竞争水平。此外，中国产品的自主研发上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潜力，并由此建立起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供应链动态行为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则侧重寻找中国奇迹的内在因素，而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增长模式“财政分权”刺激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了“市场维护型的联邦主义”。但1994年进行的以“财政收入权力集中、而财政支出责任不变”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仍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财政集权给地方政府造成重大压力，为了扩大税基，地方政府开始将大规模招商引资进行土地开发作为重要发展目标，而又由于现有征地制度和土地出让体制赋予了地方政府垄断城市用地一级市场的权力，地方政府可以大规模从农村征地，并将征来土地大部分转让给投资商，由此展开一个以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开发为基础的“空间城市化大跃进”，而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开始了一轮的高速增长。

“如果要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只归于一个因素，那么一定是市场化改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不同意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一个“北京共识”，即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姚洋教授则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事实上准确无误的朝着市场信条迈进，即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

政治改革路在何方？

政治体制与宏观的国家经济制度息息相关，政治改革也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主题。李强教授以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为主线，梳理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历程。

李强教授认为现代国家的两个重要维度是“社会分殊”与“国家自主性”。而分殊即社会不同机构和个人的功能分化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前提。“自主性”意味着国家超越各种个人与群体利益之上，代表公共利益、公共意志。在中国的环境下，构建现代国家必须面临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从改革前无分殊、无自主的全能主义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进程中，过去三十年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干预，并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来，减少政府对公共服务部门管理的直接干预、分离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成为重要的改革内容。

审慎对待中国模式

与会学者承认大都中国模式曾经缔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不少学者也以审慎的态度对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陶然教授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政策为例，说明地方政府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给农民以合理的补偿，将埋下社会动荡不安的祸根。而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将会影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姚洋教授认为“市场化改革”致力于私有化，固然在过去三十年里成为改革的主题，并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失衡不断加剧等诸多问题，也留下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中国模式”的说法提出以来，海内外关于“中国模式”思想的争鸣一直在持续着。在芝加哥专场结束后，不少学者就相关问题私下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