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继续全球治理的话题，聚焦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资源和环境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前半场，就亚洲地区的海洋和跨境水资源治理，从具体的视角切入，讨论国家间资源利用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中国未来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成为探讨重点。

亚洲地区的海洋和跨境水资源治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安全专家Joshua Ho以马六甲海峡为例开启了亚洲水资源问题的讨论。他详细介绍了为保障马六甲海峡自由安全的航海运输而制定、实施的合作机制，如海上巡逻队、空中眼、信息共享项目、联合协调委员会和反海盗系统等。此外他也提到美日中印等地区外国家通过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援助参与合作的情况。

接下来，中国对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来自英国的湄公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Jeremy Bird以湄公河区域合作机制及与中国的关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他展示了很多人对中国在澜沧江上建水坝的批评，同时指出，虽然中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否认其平衡雨旱季流量等正面作用，而且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做更多的改善。他强调：“关于水坝，不是建不建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和共享的问题。我们应该合作改善水坝利用问题的交流情况，建立起对彼此的信心。”

中国利用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权利与保护责任的平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廖永松研究员探讨的主要内容，他以伊犁河为例提出了中国解决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共赢的方案，即正当、有效、更多地交换信息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建立和制度、机制的安排。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査道炯教授也就类似问题在中印跨界水资源冲突中的体现提出了看法，他否认了关于中国是“上游超级大国”的说法，他认为中印水问题应放在中印关系大背景下，通过政府间和专家级合作实现水文数据的共享，在就水流贡献量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国际研究，并重视学习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作用

“气候变化是大家共同的悲剧，我们都有自己的义务和可以尽的能力。”美国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主席Oran Young强调了应对气候问题中的公平公正：“现代的发展提高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更要求我们关注公正、平等。”

来自日内瓦的环境研究组主席Urs Luterbacher提出气候治理的“胡萝卜加大棒”原则，他指出边境税务调整这种“大棒”其实是很糟糕的方法，但“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这个不完美的办法也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他更倾向欧洲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称这种“胡萝卜”对双方都有好处，还可能鼓励美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是接下来几位学者共同重点探讨的问题，“分权治理”便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员Katherine Morton博士提出的建议，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道路综合起来，让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更多角色的参与帮助人们建立信心。

中国的传统民族性格特点与气候治理之间的矛盾也是多位学者都提到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气候变化高级顾问Gorild Heggelund女士在关注中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基础上也就此做了阐述，但她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善，如十二五计划的清洁发展机制等，而低碳发展战略更是中国成为全球低碳技术领袖的重要机会。

“我相信中国能用一个洞捕到两只兔子。” 韩国央行研究部门主管Kim JaeChun用幽默的语言为会场带来了一阵欢笑。他认为中国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路线图和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原则为支柱，可以通过国内、双边和国际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共赢。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本次讨论中备受关注，北大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海滨教授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为主题作了发言。他认为“中国现有的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度低的模式是有缺陷的”，而阻碍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的原因有缺乏国际视野、缺乏资金、缺乏人才、缺乏经验、缺少政府支持等多个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以国际环境研究所的成功案例为借鉴，努力推进国际化进程。

学者们在讨论中指出：“现阶段达成有效地全球协定是不现实的，需要等待适当的时机，而全球谈判框架只是一个起步，有这样一个开始的尝试才是最重要的。”

编辑：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