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初步共识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万众瞩目，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世界性议题的道路上，世界各国共同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跋涉。在继续未来的探索时，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哪些有用经验？

11月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各国专家学者就“全球气候谈判：借鉴历史 探索未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异中求同——从《蒙特利尔议定书》看不同问题的共同解决原则

“虽然臭氧层空洞问题与全球变暖问题在影响、科学确定性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蒙特利尔议定书》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工作方式是值得借鉴的，我们相信这种方式对于应对其他挑战也会有很大帮助。”联合国环境署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技术与经济评估委员会资深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张世秋指出《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借鉴意义。

签订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臭氧空洞问题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在这个框架下，全球各国通过制定政策和寻找替代品大幅度地减少了CFC等臭氧破坏物的使用，在修复臭氧空洞、保障人类身体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更值得一提的是，近20年来筹集的24亿美元的基金已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了30万吨臭氧破坏物质。这个议定书也被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认为是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

对于《蒙特利尔议定书》取得诸多成就的原因，张世秋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为第一个全球范围的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中体现了“防患于未然、各国合作”的态度。其次议定书实施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并因此建立起一种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展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宽期限，从而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合作中，但是又保证各个国家都是利益有关方。此外，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组织中工作小组的技术和知识支持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实际上《蒙特利尔议定书》产生的效益是《京都议定书》的十倍到十一倍。”澳大利亚专家Ian Porter也肯定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效果。他还指出，“我们要了解到及早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会造成巨大的成本。这个教训同样会给我们的气候谈判提供一点借鉴。”

“国际谈判做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进行谈判。”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Andrei Lapenas教授也认为，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了解越多，我们就越发现它带来的危害和代价。随着科研的发展，我们发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因此气候谈判时刻不容缓的。

任重道远——以“合力”助推未来

“一个人在拥有很多财富之时，要谨慎使用。” 瑞典哥德堡大学Thomas Sterner教授将经济的概念带入环境问题中，并指出，当经济增长时，财富随着积聚，消费必然会被带动起来，而消费容易带来相对应的环境问题。Thomas认为气候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它与工程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联系紧密。Thomas还强调，在运用经济学中价值机制来调控碳排放现状的同时也要从伦理角度进行考虑。他将这一观点形象的阐述为，不能“让印度的砖厂少烧砖，从而保证美国人多开车”，如要可行，也必须让美国付给印度人相对等的价钱。

瑞典哥德堡大学Jessica Coria博士以《京都议定书》为例，阐述了在面对气候问题时制定政策的复杂性，比如三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的制定，自主权机制，共同但有区别的机制等。她指出，在减排的过程中，不公平现象是限制统一机制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公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在执行中面临的重重阻碍，比如强度不够、缺乏基准数字、无数据库、无相应的研究机构等。另外，有些主要排放国一方面继续高排放量，一方面享受着减排国带来的全球性利益，而真正负责的减排国却成为了这巨大的成本负担与经济压力的承担者。面对种种困境， Jessica Coria称，各国必需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国际社会制定政策要注重平衡、公平和效率，并保证政策的透明性，不断促进环境政策与贸易、文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以促进机制的发展。

“地球在增温，后果很严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刘新胜博士借用电影台词揭示了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把目光投向了气候谈判的决策者们。他认为，目前一些决策者并未对气候问题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排放大国，决策者却没有采取具体的减排措施，甚至产生了倒退现象。对此，他提出，全球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多种会议讨论来交换观点、收集信息，了解全球的背景，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争取早日制定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效力的政策。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需要直面决策者，决策者则要重视科学事实，吸取科学研究成果，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在坎坷的公约实践过程中，学者们看到了“合力”在解决问题中的必要性，基于这点，我们可以期待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看到更进一步的世界沟通与合作。

摄影：孟时光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