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南北长约1600多米，上下排列五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形如蜂房鸽舍，壮观异常。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唐时曾有石窟千余洞，故又称千佛洞，现存492洞，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像2000身。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敦煌艺术极感兴趣，不断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人类文化的瑰宝；敦煌，世界瞩目的亮点；飞天，莫高窟最绚丽的艺术形象；西域大漠，蕴涵敦煌梦一千多年的地方。 不久前，《人物》杂志“2004年度最深刻影响中国人物”评选揭晓：66岁的敦煌学女专家、守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41年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以绝对优势当选“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敦煌女儿”樊锦诗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她的得票遥遥领先。在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研究院创始人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人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敦煌，汇聚在今日敦煌的代表人物樊锦诗身上，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敦煌的景仰热爱；还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追思。 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大学期间，她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她很快就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学术调研活动中，全身心地潜入这座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中。终于有一天，她因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而出现了全身浮肿，晕倒在洞窟里…… 鉴于樊锦诗在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她被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所器重。一年后大学毕业时，常书鸿点名要她到莫高窟工作。尽管学校已决定她留校工作，但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了西域大漠深处的敦煌。当娇小体弱的樊锦诗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莫高窟前时，研究所的人们都感到意外和惊喜。自此，这个生长在上海、就读于北京的女青年，全身心地投入了她梦中寻找的地方———敦煌，在大漠深处开始了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3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然而，她并未离开自己心爱的敦煌，日复一日，她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默默地守望着敦煌。她和丈夫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丈夫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夫妻俩过着天各一方、牛郎织女的生活。樊锦诗怀孕了，由于交通闭塞，她只能在遥远的大西北生孩子，临产前3天，她还撑着大肚子下地去摘棉花。直到20年后，丈夫也调到敦煌研究院，一家人分居三地的生活才得以结束。 80年代初，古老的敦煌也终于盼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她和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代领导人、院长段文杰一道，一面加紧开拓研究领域、加大研究力度，一面四处奔走、广纳人才，改变敦煌学人才断代紧缺的局面。几年中，先后有二十多名专业研究人员和大学生被璀璨的敦煌文化艺术所吸引，千里迢迢奔赴敦煌。 据说全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博士，包括在读的全国一共十二三个，而在敦煌就占了一半。为了留住这些人才，研究院想办法在兰州给他们安了家。樊锦诗认为，本来这个地方就很闭塞，看报纸都是一个星期前的，艰苦奋斗当然需要，但生活发展到了今天，该改善的还是得改善。在这里，他们帮大学生把住房盖起来，一个大学生一小套，有房间、阳台、卫生间、空调和太阳能热水器。如果年轻人文章做得好，单位还设立奖项鼓励他们；院里还送出好几十个年轻人出国学习深造，有国内国外的学术交流会，他们就把年轻人放在合作平台的第一线锻炼。她说：如果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来干，莫高窟就有了希望。 研究院通过多学科、多领域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中国敦煌学研究，逐步登上了史、哲、美等综合研究的高层次，一支包括物理、化学、气象、地质、林业、建筑、修复、计算机等诸多学科在内的莫高窟科技保护队伍，和一支石窟考古、历史文献、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诸多领域的敦煌学研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了。 1998年，樊锦诗担任院长。面对千年宝库，担当如此重任，樊锦诗感到沉重的压力，她的前任常书鸿与段文杰两位先生已经为敦煌保护与研究奠定了一个极具高度的平台，她更是丝毫不敢懈怠，她把眼光放在石窟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战略上。 在她主持领导下，研究院形成了一套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作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防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经形成；独创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与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肌理，研制出几种新的壁画修复材料；她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永久保存敦煌壁画、彩塑的构想，领导并负责了“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的研究，并将这个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推广使用；她领导的《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她提出并实施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敦煌信息中心”等13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构筑了新世纪敦煌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宏伟蓝图。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称赞现在的敦煌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扩大敦煌的知名度，近年来樊锦诗筹办的几次大型敦煌学学术国际研讨会、古遗址保护国际研讨会，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尤其是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一次世纪盛会。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的310多位敦煌学专家济济一堂，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在这次盛会上，敦煌研究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充分显示了它在国际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同期举行的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的各种纪念活动，更是向世人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弘扬敦煌历史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称赞樊锦诗“功德无量”。2002年6月，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科技部联合授予樊锦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新世纪之初，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莫高窟的保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敦煌旅游的逐步开放，到敦煌参观的游客从1979年的2万多人，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30多万人。过多的游客在给敦煌带来了一定的门票收入的同时，也给敦煌文物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急需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来规范。身为专家型领导的樊锦诗，不得不放下一部分研究工作，丢开学者的矜持，去为莫高窟的立法保护奔走呼吁。 她以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甘肃省及全国政协会议提交有关提案，并带领研究院有关人员，为争取制订一部切合莫高窟实际的专项法规，做了大量的准备及论证工作。经过力争，上级部门、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终于达成了共识。2001年初，敦煌莫高窟的立法保护提上日程。同年6月，甘肃省人大委托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政府联手起草保护条例。2002年12月7日，甘肃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涵盖了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的所有方面，明确规定了文物管理部门、各级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在保护莫高窟方面的权利义务、行为准则、违法责任和执法要求。条例规定：今后一切工作的开展，包括保护、科研与开发，必须遵循“是否有利于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这一基本原则，终于使在敦煌管理和保护上存在的相互扯皮和久拖未决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尺度。 《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风雨60载，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工作经历了看守、全面抢救性加固和科学保护三个时期。如今，敦煌昂首迈进了法制保护与科学保护并举的鼎盛时代，这让樊锦诗和全院职工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将《条例》印刷成单行本，向敦煌市民和游客广为散发，并通过多种媒体、多项措施加以宣传贯彻。如今，《莫高窟保护条例》在敦煌已是深入人心，老百姓纷纷主动将划在保护区范围内的坟茔迁出，再也没有发生在保护区内筛沙选石、违章建筑和放牧牛羊的现象；游客和市民像爱惜自己的财产一样珍视洞窟、保护环境。 研究院经授权组建的七十多人的执法队伍，日夜巡逻坚守在四百多个洞窟的保卫线上；集声、光、电、磁于一体的一级技防设施严密监控着每个洞窟的安危情况；近年来从未发生破坏壁画、盗窃文物的恶性事件。对此，樊锦诗感到欣慰，她说：“只有沿着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发展，莫高窟这份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才能实现有效保护，永世相传。” 如今走进敦煌，徜徉在莫高窟，你会惊叹那些无与伦比的石窟艺术被保护得如此完美，你会惊讶黄沙的腹围之中竟伸展着一个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的窟区环境。这就是以樊锦诗为首的“第三代莫高窟人”的杰作。 经过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位著名的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三任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今日的敦煌，已不仅是一处文物、一座宝藏、一门学问，还是一种价值、一个品牌、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象征，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殿堂、一个世人向往的美丽地方。为了人类的敦煌，为了实现敦煌梦，他们先后扎根大漠、面对黄沙、呕心沥血60载。在世人心目中，他们是莫高窟的“守护神”，是中国敦煌学彪炳的“三面旗帜”，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敦煌痴人”。他们用无愧的青春，实现了自己毕生追求的敦煌梦！（本报记者 赵文明 周文馨） 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