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吴敬琏教授再次阐述了他关于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在题为《经济增长模式》的主题发言中，吴敬琏教授从理论的发展、历史经验等方面对于“什么叫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做了详细地阐述。吴敬琏首先指出，这个议题的提出源于实际的经济工作。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包括：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吴敬琏教授注意到了一些与这一宗旨不相符的现象：比如，北京应该成为高新技术的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基地，但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上不去，政府还要大力发展制造业。深圳市政府也认为其产业结构的问题在于太轻，要向重型发展。但事实上，深圳又面临着很大的资源短缺。《经济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形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新的经济阶段。吴敬琏认为这个观点是需要商榷的，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型工业化道路。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新、旧型的工业化道路的界定是什么？吴敬琏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教科书把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增长模式。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投入。第一次产业革命打开了新的发展前景，摆脱了土地限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增长是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发展大机器工业。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有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所以，经济增长是靠资本积累，靠大量的投入资本来支撑。 　　吴敬琏说，最先看到这种增长方式内在问题的人是马克思。哈罗德和多马对于这种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做了理论概括，基本的假定就是产出和资本存量有固定比例关系。增长率决定于投资率，投资越多增长越快。这也是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理论根据。 　　但历史的发展表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主要不再靠投资，而是靠效率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吴敬琏认为，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应该定义为“有别于早期工业化的道路”。现代新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依赖于效率提高的。50年代后，信息化成为效率提高的一个新的来源。所以，吴敬琏认为，所谓“新”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间段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就叫做新。第二重含义则是十六大所讲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吴敬琏指出，面对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现在国内还有许多制度性的安排没有改变。其一，政府官员仍然掌握很大一部分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土地、贷款等。其二，干部考核制度不善，指标体系的成本很高昂。其三在于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吴敬琏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包括：第一，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现阶段服务业比重偏低，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十五”期间，服务业的比重还在逐年下降。第二，煤电油运紧张，国际价格还在持续上升。第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没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第四，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吴敬琏认为，我国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对于如何转变增长模式和增长方式的问题，吴敬琏认为，首先应该转变各级领导的思想模式和认识。其次要号召加快经济进步，需要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包括科研的制度、研发的制度。第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制造业要向服务业的上下游延伸。总体而言，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转变依赖于制度，所以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推进改革。要矫正价格扭曲，要减少政府官员配置资源的权力，要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 　　吴敬琏最后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形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关于就业问题。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到非农产业就业，城市里还有一些新的需要就业的人口。没有GDP的高速度是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的，但重化工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能力很差，需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发展服务业。第二，关于对外贸易。由于价格扭曲，一些表面看来赚钱的交易实际在赔钱。第三，对于服务业是否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有人列出了时间的序列：轻型工业化、重型工业化、信息化。吴敬琏认为这是在曲解历史。第四，就工业化内部而言，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然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需要讨论的主题并非是工业内部结构的问题，也不是中国要不要有基础工业的问题，而是现代经济发展有没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再者，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吴敬琏认为我们所说的“新”，首先是新到20世纪初期，不要再走19世纪的老路。最后他强调，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和资源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