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届毕业生） “北大给了我人生的基础” 一回忆起北大的生活，老先生就会望着我们微笑，那确实是一段值得留念的日子。1944年，刚刚18岁的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但是很快他就感觉自己“笨”，学工科要求具备很强的动手能力，但是他却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所以等到抗战胜利、北大复员之后，于敏拿到了奖学金，马上就转到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的课堂上，于敏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他在抽象理论方面的天赋也很快展现出来。有一回数学考试，全年级只有他一个人得到满分，而甚至数学系的最高分都只有60分，所以很多老师都讲，这样的学生实在罕见。 也就是这个脑门很大、喜欢在课堂上分析问题的“书呆子”，为了抗议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举着象征自由民主的北大校旗走上了街头；为了保护被列入“黑名单”的同学，拿起木棍通宵站岗，阻止特务进入校园，终于在隆隆的炮声中，于敏和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北大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朝阳。因此北大的生活，不仅给了于敏学术上的基础，还教给了他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基础。 “穷人有穷办法” “人家都说我是中国第一号的土专家”，谈起核物理研究，老先生有点眉飞色舞了。由于种种原因，他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了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曾经讲，“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院士也认为，正是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的工作，几乎就是从一片白纸上开始的，他拼命学习，拼命的汲取国外的信息，但是在国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举一反三、“抓住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 信息的贫乏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研究核武器，就不得不面对物质上的“穷”。从原子弹到氢弹，美苏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加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剩下只有5％的时间留给了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设备“穷”，但是中国人的脑袋是不穷的、精神是不穷的，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尽管当时有特供的“科学粮”“科学肉”，于敏和同事们还不得不用黄豆来充饥，浮肿病也大面积的发生。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用计算尺加黄豆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创造的奇迹，这个奇迹毫无疑问将会永载史册。 “中国要拿诺贝尔奖” 老先生最不能忘情的还是他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曾经设想，一旦在氢弹问题上取得突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他就要回到书斋里继续他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青年时的专业“量子场论”），但是国家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埋下头来，在核武器研究领域一干40年。一方面是无怨无悔，一方面他也真诚地希望，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北大仍然能够有一大批的学生能够献身于基础理论研究，“再等30年，或者20年，中国也要拿诺贝尔奖！”院士的眼光中满是期待。 谈起人才外流的问题，老先生的语调很有些沉重。他当年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看一看，完全靠自己拼命三郎一般的钻研精神杀出一条路来，但是尽管这种道路曾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于敏道路”），他仍然感觉视野不够开阔，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因此于敏鼓励北大的学生都尽可能走出去看一看，我们和西方毕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没有一个虚心学习的态度一定是要吃亏的。但是要把自己的心留住，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这些人才，我们的人才也不能忘记了祖国！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这是钱学森的信条，也是于敏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采访中，于老数次说起“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四字座右铭。是啊，个人的名利可以毫不计较，但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责任却是我们北大人责无旁贷的！ 以上转载自《北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