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11日，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在卫生部举行“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给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区主任尾身茂的信中郑重说明：根据WHO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证实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国家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认真审核了国家消灭脊灰证实报告，并通过现场考察以验证资料的可靠性，确认中国已经成功阻断了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并签署了国家消灭脊灰证实报告，建议WHO西太区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实现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同时随函向WHO递交了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委员们签字后的证实报告。 在这签字仪式上，一位满头白发年逾古稀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北大校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病毒和免疫学专家顾方舟教授。就是他，愿把一生献给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壮丽事业。 友谊的种子 顾方舟，l926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宁波人。l944年9月一l950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由一位研究噬菌体和病毒的专家苏联老太太指导他的学习和工作，他也就跟着学点俄文。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丹东部队暴发痢疾流行，组织上派他到丹东为部队控制痢疾的流行。刚到那里安排好工作，却又接到电报，要他速回大连卫生研究所。他急忙跳上调度员列车，直返大连。原来是，组织上派他去苏联学习。1951年8月l3日，他和300多位留学生兴高采烈地乘一列莫斯科／北京直达专车，顺利到达莫斯科。1951年8月—1955年9月,顾方舟就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病毒学家丘马可夫教授。在苏联学习期间,导师和其他老师、同学对他特别关照，热情帮助他克服语言关，进行系统的学习，做乙型脑炎病毒研究的有关实验，论文答辩等等。毕业后获副博士学位。 l955年夏，顾方舟回国后，卫生部把他分配到部属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从事乙型脑炎研究。次年就调出参加国家十二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1957年又借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苏联专家工作。此期间，他进行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研究，从此和脊灰病毒下了不解之缘。 死疫苗或活疫苗技术路线的决择 l955年，江苏南通发生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共发现麻痹型患者l680例，发病率高达32．11／10万，病死率27．75％。卫生部和医学界为之震动。当年，卫生部把脊髓灰质炎(脊灰)列为法定传染病，并把消灭脊灰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系首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的顾方舟。 l959年，政府派出顾方舟等三位专业人员赴苏考察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情况，同时还决定在昆明建立猿猴饲养和繁殖地（后改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准备做脊灰死病毒疫苗。众所周知,当时美国正对我国全面封锁，虽然得知美国发明了脊灰病毒灭活疫苗，但无法去考察。 顾方舟等到了莫斯科，由苏方安排在俄罗斯血清疫苗研究所考察。这个所正在生产脊灰死病毒疫苗。在实验室人员热情的帮助下，顾方舟等了解到：1954年,美国学者J.Salk(索尔克)发明了用福尔马林把病毒杀死后制成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使用安全有效，可以引起体液免疫，产生中和抗体，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可以投产使用。但它阻断不了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而且生产成本很高，其免疫的持久性也不清楚。而A．B．Sabin(塞宾)教授发明的却兼有体液免疫和阻断病毒再传播的作用，这是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必备条件。塞宾教授对此作了多年研究，耗去大量财力物力，临床试验也证明这种减毒活疫苗确有很好的免疫力，而且并不致病。但是，因为有人担心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没有解决，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没有得到FDA的批准，不能投入正式的临床试验。于是，塞宾教授寻求丘马可夫教授的支持与合作。 1959年3—9月，通过苏联有关专业人员的热情帮助,顾方舟等得知苏联医学科学院脊灰与病毒研究所正与美国合作研究脊灰减毒活疫苗，该所所长就是顾的导师丘马可夫教授。遗憾的是，顾等提出参观该所的想法却未能如愿。顾等根据考察所得情况和资料，如实向国内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鉴于我国国情以及脊灰减毒活疫苗的优点，要消灭脊灰，中国要走脊灰减毒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当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的支持。临回国前，顾在一次学术会上，遇到了他的导师。丘马可夫教授热情地邀请顾方舟同坐一车，并在车上把顾引见给同车的塞宾教授时说:“我们把您的脊灰病毒减毒毒株给了他一点。”得到了塞宾教授的默许。 上马还是下马 1959年9月，顾方舟等完成考察任务顺利回国后，立即进入了紧张的战斗——按照选定的技术路线，修改建所的设计，也就是把原来做脊灰死疫苗的设计改为做减毒活疫苗的设计。为争取时间，l959年底，就在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试生产了第一批500万人份脊灰减毒活疫苗，提供临床试用。由于北京条件有限，必须到昆明才能继续试生产两批。为此，在这些日子里，顾方舟不知疲倦地频繁往返于北京—昆明之间，渴望着昆明的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早日建成。谁知一声霹雷，伴随全国三年自然灾害而来的是一片下马声。 一天，顾方舟正在昆明，接到沈其震副院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顾方舟，你要说老实话，到底能不能干?干得了，干不了?”沈其震急切地问。 “沈院长，困难是有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些人在这儿一定干出来给您汇报。”一种难以推卸的责任感促使顾方舟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就这样，顾方舟带领几十号人在昆明近郊的山沟里苦苦地干着。他和大家一起，勒紧裤带,咬着牙，粗活细活全都干。l960年底，终于建成了90％是国产设备的研究所。除了大型离心机是德国制造，白蛋白从英国进口以外，连恒温室都是自己动手装备的。 大伙儿辛勤的劳动为脊灰活疫苗的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在这山沟沟里，捷报频传： 猴肾组织培养成功了！ 第二批，第三批脊灰减毒活疫苗试制功! 1500万人份脊灰减毒活疫苗生产出来了! 经过几批疫苗生产，工艺确定了! 签定标准制定了! 脊灰口服液体活疫苗研制成功! 1964年，顾方舟把老妈，爱人和小孩全家搬到了这个研究所，一心一意和全所研究人员和职工一起，研制疫苗。就在这一年，又传来喜讯： 与上海信谊药厂合作研制的的脊灰糖丸活疫苗成功了! 回忆当年，顾方舟欣慰地说：1958到1961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四年，是我实践出国前向党立下“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誓言的四年，也是我们这个战斗集体经受各种困难和考验的四年。我们自行研制的活疫苗，经在现场几百万小儿中使用，保护率达93％，降低了发病率，削平了季节高峰。从此，塞宾的脊灰减毒病毒经过我们的临床试验研究，在中国成为有实用价值的疫苗。1962年，我们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 令人最最难忘的时刻 接着，顾方舟如数家珍地拿出一张又一张照片，激动地说：“令人最最难忘的是，196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出国访问途中，在云南省委书记刘明辉的陪同下，视察了医学生物研究所。我们在疫苗生产楼前，迎接周总理。我陪总理看了细胞培养室，病毒培养室，病理室，猿猴饲养室等。总理边看边听我汇报，他看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他问我：‘猴子肾脏取下来就活不成了吧?’我说：‘是的。’总理说：‘那你们要想办法多方利用，不然太可惜了。’我说除了这两台大型离心机，全部设备、仪器都是国产的。他听了很高兴，并问这两台离心机是哪一国出产的。我说是东德的。总理看了看说：‘唔，他们做的是精细一点。’最后，我汇报说：‘如果全国七岁以下小儿都能吃上这个疫苗，就有希望在我国消灭脊灰。’总理听了这话，看着我的眼睛，似信又不信地说：‘是吗?那太好了!’接着半开玩笑地说：‘到那时你们岂不是要失业了!’我说：‘总理，不会的。那时我们去研究消灭别的病毒病。’总理用和蔼和鼓励的目光看着我说：‘要有这个志气!’” 1971年10月，顾方舟服从需要，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任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1978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院长，副校长，副研究员；1985年11月，任院长，校长，研究员；1993年任顾问，研究员。l987年，获英国皇家内科学院(伦敦)；1990年，获欧洲科学，艺术，文学科学院院士；1993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l98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1991—l997年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尽管各种业务繁忙，他仍一如既往，心系消灭脊灰的事业，或为我国脊髓灰质炎I＋II＋III三价糖丸试制成功，并大量投入使用而兴奋；或为能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并作为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的一员，在这个庄严的证实报告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而兴奋。他的一生，已经献给了消灭脊灰这一壮丽事业！（朱锡莹） 来源：校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