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下午，经济学论坛举办内部讨论会系列第一讲。院长刘伟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变期的宏观经济失衡”的演讲。 刘伟教授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1）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生了哪些关键性的变化，如何从这些关键性的变化中去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问题；（2）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或者不平衡与过去相比有哪些新的复杂性和特点；（3）当前的宏观经济措施不同于过去的特殊性，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以及学术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已经发生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26年前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搞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改革任务，这在当时是变革性的提法。中国的改革不同于前苏联。前苏联是比较僵化的垂直管理体制，而中国是相对灵活的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样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但不利的是中国经济一开始就存在“条块之争”的问题，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中国50、60、70年代的改革实质上是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涉及到企业。中国26年前开始的这一次改革与以往改革的最大不同就是明确提出以搞活企业特别是国企为核心。因此这次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历次经济改革所难以企及的。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已经26年，现在的改革核心还是国企改革吗？当时的企业改革主要是以国企改革为核心，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不是企业改革或者是国企改革？或者说国企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中国市场化的进程正在从以数量建设为主向以质量建设为主转变。中国1992年前的市场化是不自觉地，也就是不承认是以市场化为目标的。1992年以后将市场化作为改革的目标，即自觉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说中国前26年的改革是以市场体系代替计划体系，使市场在作用空间和范围上成为一个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的过程。那么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的核心是不是转变为市场质量（即市场秩序、市场效率和市场公平性）的建设呢？市场化在数量方面是存在极限的，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但市场化在质量建设上，包括产权秩序、价格秩序、法制秩序、道德秩序等方面是无止境的。 （3）法制建设的核心是以私法为主还是以公法为主？近年来，中国立法速度非常快，特别是经济类的法制，其中主要的是私法，即对于个人，企业和厂商的行为约束的法制。但是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或者说公法方面建设非常慢。伴随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法制建设的本质恰恰在于公法的建设，即对政府公共权力予以限定的法律。因此，中国当前法制建设是不是应该以私法的加速建设为重点转换到公法的加速建设上来？事实上市场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而不仅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化的程度。法治化本质是对公共权力持有者的法律约束。 （4）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对外开放正经历着从进入国际社会向国际社会用国际规则来规范中国的转变。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有很大的不同，改革是自己设定规则，而对外开放是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早期中国一直是在进入国际社会，也就是认识和了解国际社会规则，但随着中国进入到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正在利用国际规则来全面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 （5）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因而也就有着自己特殊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因而对计划经济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而目前的年轻一代对计划经济却没有什么体会，因而对计划经济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从当前中国清算自由主义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理性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随着中国26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价值观在重新对待理性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上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6）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从数据统计分析来看，中国自1950年至1978年的增长速度是不低的，至少平均6%以上的增长率，这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是高速度的。自改革开放以来，2004年公布的中国经济是以平均9.4%的增长率增长的。按照政府制定的到2030年平均不低于7.2%的增长率目标而言，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在5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是高速增长。如果按照一个世纪的经济长周期计算，那么这就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间的位置。能否在这个时期继续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尽管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都是在7.2%以上，而且根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超过7.2%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持续的高增长呢？假如中国经济能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发展的较高成本能否支付得起高速的经济增长。比如，中国原材料，资源供给如电力问题，钢铁以及石油等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发生一个经济发展方式和改革成本的根本性变革，不然中国难以承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 （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是超常的。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拉动力，因此两者不应该严重失衡，至少在变动方向是同方向的。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9.3%，2004年9.5%，2005年估计9%。根据经验数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4%，波动的幅度是三个百分点，也就是不超过12.4%经济不算过热，不低于6.4% 经济不算过冷。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国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是13.5%，幅度是10个百分点，也就是不超过23.5%固定资产投资不算过热，不低于3.5%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不算过冷。而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大致27%的增长速度，显然国定资产投资是过热的。按照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计算，如果国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23.5%，那么每增加一个1个百分点的固定资产投资，则消费需求将减少0.8个百分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固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显的，相反还会使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联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这是中国过去没有的一个现象。 （2）物价水平上涨率很低，但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导致的预期物价增长率很高。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面临掉进通货紧缩陷阱的危险。中国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导致重要的投资品价格攀升，如土地价格，煤、电、矿、油等。事实上，企业上游产品价格已经很高，但没有反映到下游产品的成本上，主要原因就是总需求疲软，而不是总供给的原因。在供给的链条上，成本支出已经发生了，但成本加价不是很明显，一旦总需求旺盛，成本加价会立刻显现出来。 从消费品类而言，消费者看不到消费品价格会下降的趋势。2004年粮食大丰收，价格上涨幅度很大，相关的农副产品、乳制品、肉类蛋类等价格上涨剧烈。除了日常消费品物价上升很快之外，居民住房价格也是上涨奇快，现在中国的房价已经成为世界上房价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所以，总体来说物价水平上涨率不高，但是预期价格的增长率却很高。 （3）经济增长非常快，但失业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自1998到2002年中央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7.3%，城市登记失业率是3.6%。目前经济增长率已经恢复到9.5%，高出近2个百分点，说明经济增长的恢复很显著，但是城市登记失业率为4.3%，也增加了0.7%个百分点。尽管市场化过程中资本排斥劳动是一个长期趋势，但这在中国表现更是显著。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反弹这么快，而失业率反而上升。对失业率的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农村，不然情况更加严重。 （三）中国当前宏观政策的特点突出的有四点。 （1）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强调结构性调控。因为结构上的调控首先必须在总量上判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小问题，而且结构调整是长期问题，是属于总供给方面问题。从总需求方面着手是无法达到结构性调控的目的，因为总需求的政策是不能直接作用到总供给上的，总量的政策是不能作用到结构上的。结构调控是长期的，而总量政策是短期的，这种短期的政策怎么能实现长期的效果。所以现在中央推出“有保有压，有所区别”的政策。“有保有压”是指确保“五大类”，“有所区别”是指企业和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内地与沿海、地方与地方之间有所区别。这样的好处在于避免“一刀切”，问题则在于调控方式上的行政性。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运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效应更为突出。这次货币政策紧缩效果很明显主要是：第一，货币政策实施的反应比较早。一般而言，财政政策是个目标导向，而真正拉动经济是在看到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标导向后，民间资本的大量跟进，而民间资本的跟进需要银根的松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相配合。1998年政府发行大量国债以拉动经济，但是物价始终保持不变，需求反应不是很明显。由于2002年以后中国不再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而是扩张的货币政策。2003上半年贷款总额相当2002年贷款总额的130%，所以导致2003年的物价攀升，需求上升，经济增长效果明显。因此财政政策只能是作为一个目标引导，真正实现目标还是需要货币政策跟进。第二，进一步扩张的财政支出政策。尽管政府报告称财政政策将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将减弱。但事实上，财政政策的扩张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前几年有所提高。第三，财政收入政策调整。长期以来中央财政税收比重较大，给地方政府的税收空间较小。中央税收收入每年超额增加，地税收入基础相对薄弱，而地税薄弱进一步使得地方政府给地方企业施加税收压力，因而使得矛盾较为突出。对此2004年中央开始新的税制改革，即减税政策。 （3）各种宏观微观调控手段中，清理土地政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清理土地是个微观手段，却起到了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为有效的效果。土地清理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第一，打乱了非农业用地的基建周期。因为在土地开发商拿到土地产权证的延期会导致基建周期的展期；第二，打乱了资金周转周期。主要表现在土地开发商会由于土地产权问题，向银行贷款期限的展期。因此这样就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展期。可以说清理土地的政策效果是明显的，但是问题是政府清理土地的手段不是市场的，而是行政的。这也说明中国的要素市场不是市场化的。依据有学者估算，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2003年使69%，2004年是 71%。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商品市场，其中投资品、消费品的市场化程度90%以上；其次就是要素市场。其中劳动市场化程度最高，而资本市场化程度很慢。目前中国是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当然中央也在采取措施积极地改进资本市场。相比之下土地的市场化更为缓慢。 （4）地方政府起到显著的反宏观政策周期的作用。过去政府完全执行中央的政策决定，现在地方政府明显的具有反周期现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经济利益目标是不一样的。近年来在集权向分权的改革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企业，地方收入目标最大化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基本目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行政的，但是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联系又是市场的。这样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就容易形成多利益主体，这样的好处就是避免一刀切、一言堂、一风吹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个进步。但急需从经济、行政、法制上规范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如果说以往的改革的关键是企业改革，那么，现阶段改革的关键是否是政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