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北大纪念音乐律实验室创立80周年会上，采访了刘半农先生的儿子刘育伦）

时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

     刘半农先生是在1920年被北京大学派往英国留学的，后来因为经济原因又转辗去了生活费稍微低些的法国。他们一家五口人在伦敦的生活很拮据，可是先生和国内的朋友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我想他当时的心情正如他在那首歌中写到的那样‘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了巴黎之后他除了攻读实验语言学博士学位，“这段时间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敦煌写本各类杂文。因为这些重要的考古文献材料被八国联军抢掠到这里，父亲在经过抄录整理后带回国内编写了《敦煌缀锁》三卷。这些材料后来成了研究敦煌的重要资料。” 

    “父亲反日救国的态度是鲜明而且坚定的。我们是在1925年后过的。记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悲愤地写了《呜呼三月一十八》，并教我们在家里反复背诵。”并且刘先生还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国文化的保护问题。1927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计划开辟柏林－北平－上海之间的航线,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接受委托，打算对中国的西北地区探险考察，之前外国的很多探险家借考察名义大肆掠夺中国的古文物，并且在中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带走很多重要的科考资料，因此此举立即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于是父亲担任理事长，联合其他学者，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出面交涉，经过谈判确立了科考细则，保证了中方在科考过程中的利益。这是我国第一次独立平等和国外科学家联合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 

                 印象中还记得蔡先生曾经抱过我  

   “我和龙凤胎妹妹是1920年生于伦敦的，因此我们的名字分别叫育伦和育敦。五岁以前我们一家五口人（包括大姐刘小惠）在海外生活，那时候我还小，但是印象中记得父亲有很多要好的朋友。像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赵元任先生都曾到家里来过，印象中还记得蔡先生曾经抱过我。关于这段生活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后来曾在她写的《札记赵家》中留下记录。” 

    杨夫人这样记到：（当她看见刘先生时）他“穿了一件旧蓝绸夹袍，拖着一双中国鞋，说请进来，我们这是化子窝。后来刘先生请赵先生夫妇二人将他们的两个千金接来一起住，还和杨夫人开玩笑说要她的女儿如兰当童养媳，叫自己的儿子Toma对丈母娘磕头就算数。

   刘先生这时正在发明“乙二推断尺”，所以经常邀请赵先生到家中一起讨论。“后来父亲可能是接受了赵先生的建议，在他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与赵先生一起回国的时候带回了大量的语音实验用的大量仪器。这对他回国后不久就创建了国内第一个音乐律实验室是很重要的。” 

                他主持创办了最早的艺术摄影协会光社

  “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父亲动手做的那些玩艺。他自己用纸糊了照相机，用的镜头不是玻璃的，只用针在硬纸上扎一个小孔，利用针孔成像来照相，竟然也能拍出照片来，他还经常让我们到他洗照片的暗室里玩。那时的玩具很少，可是他自己给我们做了很多。比如他就曾为我们做了一个用螺丝拧在节点上，一部分一部分攒起来的那种木制玩具，那时国内还没有呢。”

   “父亲很爱摄影。他主持创办了最早的艺术摄影协会光社。那时他和朋友们经常到中山公园聚会，办展览。后来他自己还写过《半农谈影》，这是国内最早一本关于艺术摄影理论的小册子。还有《光社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