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现场(左为汉学家马悦然)

在20日晚举行的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马悦然先生的演讲会上，当代文坛的诸多名家都作为听众出现在了演讲现场。

演讲结束后，有观众提议到场的知名作家们到台上与大家见个面，于是，余华、莫言、李锐及赵玫四位当代著名作家来到了台上，与北大师生作了近半个小时简短而充满乐趣的交流。

对于四巨头齐聚台上这一非常难得的机会，到场的师生都充满激情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四位作家不愧是文学创作的大家，交流会充满了语言的魅力，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幽默和风趣也不时赢得掌声。

关于文学创作禁忌 

关于文学创作中敏感话题的禁忌是文学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提问的第一问题就与此相关。

莫言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禁忌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面临着很多的禁忌，不过到了21世纪，作家们能明显感觉到来自社会和外界压力逐渐缩小，以前的年代不敢写的题材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禁忌了。比如刘心武当年写了名叫叫做《爱情的位置》的短篇小说，当时人们都觉得特别吃惊，居然还敢谈爱情这个大逆不道的话题，可现在已经到了超爱情、后爱情的时代了。”

莫言

来自山西的著名作家李锐关于这个话题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任何一个作家都会碰到这种禁忌，但之所以成为作家就是因为他能在那些禁忌当中做出不同于别人的突破和贡献，于是就成了作家。

李锐

写过“盛唐女性三部曲”等著名女性题材作品的赵玫，结合文革的经历谈了灾难对作家的成长的塑造作用，认为经历一些磨难是一个作家成长中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有了禁忌，作品才有了张力，所以个人的写作肯定是在这种不断的禁忌中使文学作品更有价值。”

赵玫

自称作品还没遭遇过什么禁忌的余华则认为，一个作家在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重大事件的时候，没有十年二十年的背景的了解和研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虽然看似比较敏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需要时间、需要精力来更多地了解这个政治事件本身。

余华

超然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此次为在北大举办斯特林堡国际研讨会，瑞典文学院派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前来坐镇。因此，关于中国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就成了该研讨会的热门话题。果然第二个提问的人就把这个问题抛在了几位被马悦然认为是中国较有希望成为该奖项角逐者的作家面前。

马悦然先生在刚结束的演讲中专门提到诺奖评选的相关事宜，他说诺贝尔奖不是世界冠军，这个奖项只是用来表彰那些写的较好的作家，而不是声称奖励最好的作家。马先生早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一再提到，中国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没有好的作家，而是因为缺少好的翻译。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因为不被评委们了解而错失机会。来自著名汉学家又是该文学大奖评委的话，显然倒出了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却一直无缘该文学大奖的不可回避的一个原因，而我们自己的作家们也是保持着一种超然和平和的心态。他们均表示看重的是自己如何写好作品，而不是能否披上诺奖光环。

李锐的一番话替中国的作家们道出了所应追求的目标，“有文学奖的事才一百多年，有文学的事已经好几千年了，什么是经典不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告诉我们，只要进了图书馆，拿出来经典作品一看，高山仰止……因此，对于一个有志气的作家，要面对的考验不是那十八位欧洲评委，而是图书馆里的崇山峻岭：你有志气，小子，往上爬吧。”

国内作家能否用方言写作

马悦然先生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他专门研究过中国的方言，在现场还不时地模仿四川甚至乐山方言。在演讲中他也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自己关于方言、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他还专门提到通过自己对方言的研究作出了关于《春秋繁露》作者和作品成书年代的考证。听完演讲后现场便有一个南方人提问台上的作家关于能否用方言写作的问题。

余华认为，在小的国家里，方言可以流行起来，而在中国要用方言写作，很可能成不了一个民族作家，而成为一个地方作家。“因为中国的地区之间方言差距很大，比如浙江就号称十里不同音。因此，中国的作家，很少能用方言写作。马先生曾提到的用方言写作的沈从文先生在使用上也是十分谨慎的。”

对方言与官方用语之间的较量颇有研究的李锐认为，历史上，方言不时地在突破官方语言一统的局面，二者在不断地交叉融合中演变，“这个过程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样，作家就是在大海的潮汐里游泳，能够打捞起美丽的贝壳。”

听众关于打捞美丽贝壳的感觉和体验还没结束，莫言当即就风趣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作家不是在海里游泳，而是往海里注水，真正的文学家要为民族语言的丰富做出巨大的贡献。因此，如何把方言融入到叙事的语言中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话，是当代小说家为今后的语言发展做贡献所应努力的目标。

                             摄影:侯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