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离我们有多远？环境保护路在何方？打工者生存状态知多少？中国的NPO该怎样走本土化的路？
24日晚上，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特意邀请了中国NPO实践领域中的几位开拓者，在生命科学大楼报告厅，用自己最真实的诉说，揭开了“走近NPO”学术活动周的帷幕。
徐永光：让中国人更接近“上帝”
徐先生现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会长，故事是从他的名片开始的。198８年，徐先生辞去了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揣着10万元钱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创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希望工程。这16年来，他置身于这项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名片中除了电话号码升了两位之外，１６年没有变过。16年基本没有变化的名片，16年对于公益事业一丝不改的决心，16年的执着与探索，对慈善文化，徐先生在业界是一个有绝对发言权的人。
为什么要做慈善事业？徐先生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为了让中国人更接近“上帝”。这上帝不是西方意识中的上帝，在他的理解中这是“道德心”“公益心”“博爱心”等神圣的东西，是为了让“惩恶扬善”“助人为乐”这些道德理念成为中国人的群体意识。
中国是否缺乏慈善基因？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只有1亿的信徒，剩下的12亿人是不信教的，用西方“慈善事业发轫于宗教”的观点来看，中国似乎没有用信仰凝聚起“慈善”的力量。但事实上，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无一不渗透着纯正的“慈善基因”。像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义”， 墨家的“兼爱”，都显示着慈善文化的力量，这种慈善基因比耶稣早出生了五、六百年。
什么是最有效的思想教育活动？这是团中央几年前的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列在首位的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属于思想教育活动的“希望工程”，而且惊人地高出了第二位50多个百分点。徐先生说，这就是“慈善事业”的力量和影响力。尽管希望工程创建后近17年来，收到捐款27亿多，救助了270多万的贫困学生，建立了12000多所希望小学，但是从事实上说，这些资助从纯经济价值上说是微不足道的，它或许仅仅够上海市建3到4公里的地铁。然而再转一个方向思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它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慈善事业创造精神价值的功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许多从事慈善事业的职业人士和志愿者，都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走着一条“朝圣之路”，虽有千难万险，依然百折不挠。
中国慈善事业缘何捐款少？那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和发展，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捐款还是太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放权不够、公众意识淡薄等，另一方面则是慈善组织能力不足、税收调节政策落后等。
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在业界是被称作慈善事业“板凳的三条腿”，而在中国，除了政府的这条腿是又粗又长，企业和民间组织做的都是不够的。要做好做大慈善事业，这三者必须携起手来，齐头并进。
汪永晨：保护自然不仅仅是保护人类自己
汪女士演讲的主题是“媒体、NGO在中国推进听证制度的过程及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和“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组织的创办人，汪女士更关心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她去过西藏、新疆、四川等众多生态脆弱地区，亲眼看到很多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建筑工程破土动工，看到压路机把多样的文化压没了，看到因为修水库，少数民族的孩子从此就告别了“在温泉里吃着花蜜”的温馨生活。
人们常说“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汪女士却提出了质疑。要保护的难道真的仅仅是人类自己吗？我们的山川、河流，我们的动物、植物，难道它们就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公民吗？而即使是保护人类自己，我们又做了一些什么？大渡河上建起了瀑布沟水电站，金沙江虎跳峡上在修路，生态一再破坏，塌方、泥石流严重威胁着在这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生存的百姓们。
汪女士说，作为民间组织，我们现在只能是呼吁，我们希望除了呼吁以外还有能真正表达老百姓心声的公众参与的听证会，但是，公众参与又绝不是让公众的价值观趋于一致，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李涛：为流水线上的花样年华而震撼
李涛说，那次去珠三角，在下班的时候，看到几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走出工厂的大门，拿着一样的饭盒，穿着一样的厂服，戴着一样的厂牌，脸上的表情也几乎是一样的时候，他震撼了，为这群正处于花样年华却不得不奋斗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年轻农民工震撼。
“农民工”是ＮＰＯ组织不能不关心的一个弱势群体。李涛作为农民工问题专家，作为一个关注农民工健康安全的非营利组织——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的主任，对农民工工伤问题作过多年考察和研究，在传播关爱和互助的声音的同时，他亲历了很多农民工的血泪故事。
李涛认为，当前农民工的艰难处境，表面上是自身能力的缺乏，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现有社会体制远远滞后于全新的经济体制的结果，其突出特征是公民社会发育滞后。
这也是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作为一家新生的中国本土草根组织，为什么要开始“服务实践”与“政策倡导”相结合的劳工发展尝试的原因。人们在谈到农民工的时候，总是与“馒头”“工资”“汗水”“血泪”这些词联系在一起，资本的剥夺、城乡的差异、消费观念中对他们的歧视，这些都是农民工所承受不起的。很多的人能看到农民工这些令人怜悯的一面，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作发展主体、农业社会精英存在的巨大的潜能力。
所以“协作者”的同仁们一直都期望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扶助农民工，以个案为中心，开创可鉴的劳工服务式，促进城乡社会的沟通与和谐，开拓草根组织的发展空间，实现从维权到赋权的根本转变。
和ＮＰＯ发展道路一样，农民工的维权和赋权之路也是漫长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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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指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NPO形式多种多样：学校、医院、环保组织、社会服务组织，艺术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等。美国甚至把教堂也归入NPO。由NPO构成的非营利部门规模很大，这个部门也常被称为志愿部门。ＮＧＯ，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NGO还有一种称呼——“第三部门”，指NGO是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部门。NGO和NPO这两个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民间社会组织所做的称谓，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NPO的概念要比NGO概念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如果要强调某一类民间组织与政治性组织的区别，就可以用NGO这一概念；如果要强调某一类民间组织与营利性的企业的区别，就可以用NPO这一概念，但这也要视不同国家的情况与人们的习惯而定。
演讲者简介
徐永光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发起创立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在中国NPO管理实务和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到建树.主编《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徐永光说希望工程》。
汪永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创始人之一，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创办人。曾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随后将所获两万元人民币奖金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了“绿家园教育基金”。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和“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 。
李 涛 农民工问题专家、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是一个关注农民工健康安全的非营利组织，曾对农民工工伤问题作过多年考察和研究。“协作者”的含义即“团结协作，助人自助”。该组织由7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都有长时间NGO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核心成员，在2003年3月组建成立。“协作者”慢慢在壮大，得到了国际基金的资助，组织的会议沟通着政府和民工群体之间的对话渠道，发行的“协作者”通讯录和出版的“打工时代”系列丛书，传播着关爱和互助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