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是从“阳光”开始熟悉刘正琛的；而熟悉他的人，一定熟悉他脸上平和的笑容，一如阳光给人的感觉。当刘正琛这个名字一次一次地与“阳光”一起响在人们耳畔时，当“阳光”一步一步地克服各种困难，逐步走向成熟时，当“阳光100”“阳光1000”稳步地推进到今天的“阳光10000”时，我们不禁想了解“阳光”背后那个如阳光一样灿烂的男孩。
阳光灿烂的日子
刘正琛祖籍陕西扶风，是传统民歌《走西口》——流行于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地区的地方小剧种“二人台”的代表，被广泛传唱的地方。他在内蒙的鄂尔多斯出生，在那生活了9年，后来到了山东烟台。在烟台时，家就住在烟台大学里。当时在烟台的生活环境非常单纯，以至于他初三时才第一次一个人坐公共汽车。
他高三那年来到北京。次年（1995年）考进北大。本科是金融数学，然后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硕博连读。大学的他虽然也参加过诸如车协、爱心社之类的社团，但自己在本科时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包括研究生期间的很长一段时期并不活跃。
1996年，刘正琛在进入大学一年后，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和另外六位同学一起，从北大骑车出发，行程一千余公里，途经京、冀、晋、陕四省市，前往陕西延安。他笑称：“那是一次傻大胆式的‘冒险’，但是，十多天的时间，边骑车边看不同的风景，是很罗曼蒂克的。”
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这样描述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亲眼看到了西北农民的艰辛生活，看到了经济的不发达，这是我所经受的第一次震撼。我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回来后，我开始系统地了解和研究农业问题，专门找到农村经济杂志社，购买了很多过期杂志。从农民负担到农村民主，各个方面的文章我都看。但是越研究越迷茫，可能是太缺乏理论功底的缘故。正巧在这个时候，我被录取为北大第一批经济学双学位学生。从此以后，我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变。”
“千万富翁”变成“穷光蛋”
2001年年底，正当刘正琛满怀信心地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他的人生却因为三个字——“白血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1年12月4日，是刘正琛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晚上，他从医生口中得知，自己患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那段时间，他在医院里度过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日子，尤其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当一个人在医院里面躺着的时候，无法抑制的空虚和茫然就会袭来，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短短的几天从阳光灿烂得生命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只能被人同情和可怜的“绝症患者”，无论以前有多大的抱负，如今都会觉得实为笑谈。
住院的第二天是他心里最不平衡的一天。12月5日早晨起床后，护士给了他两个小杯子，要他自己收集大小便去检查。“收集的过程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恶心的事。在把小杯交给护士后，昨天因为忙碌而麻木的心开始清醒。”
之后，刘正琛想到了很多，他憎恨过、迷茫过，也曾怨天尤人过，但以后究竟怎么办？
“奇怪，为什么我就这么住到医院里了呢？两个星期之后就要硕博连读资格考试了，可是，眼睛这样出血，到时候可能根本没法考试。即使考过了，北大会录取我这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白血病患者吗？即使北大录取了，我有可能完成学业吗？以后怎么办？且不说我的医药费，就算我能闯过这一关，以后我要怎样面对我的人生呢？读完书就要去找工作了，可是有哪一家公司会要一个白血病患者呢？即使我以后康复了，一旦别人知道我曾经患过这个病，都会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的啊。我讨厌，我憎恨被人同情被人可怜的感觉……”
一次，他洗漱完后，他的爸爸妈妈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们，他的鼻子就开始发酸，眼睛也湿了。他不想在爸妈面前掉泪，所以就抓起一条毛巾跑到十楼的小阳台上。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感到身体在颤抖，泪水止不住地流。他无法抑制内心的不平衡，“怎么会是我呢？为什么会这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来对我？”等眼泪停了以后，他回到病房，可刚说几句话，就又不行了，赶忙抓起毛巾跑了出去。连着好几次，大概眼泪也流得差不多了，才停下来。那时他发现爸爸妈妈也苍老了很多。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眼睛里面的出血点还在增加，只能由母亲读报纸给他听，不能视物。12月17日学校里面将进行博士资格考试，他不甘心放弃，可是一位眼科老专家跟他说，如果健康没有了，其他一切都是零。
“最难受的是17日那天，同学考完博士资格考试来看我。我躺在病床上，看着风风火火的他，听着他讲着刚刚结束的考试，我感觉酸酸的，很不平衡。因为很多题目都是我100%会做的。但是，我连进考场的机会都没有了。当时他兴致勃勃地跟我父亲谈他将来的发展，说也许要从政或者经商。那时候，我心理落差特别大，就好像一个‘千万富翁’一下子突然成了个‘穷光蛋’……”
用“阳光”去照亮生命
住院以后，从医生和病友口中，他对于白血病有了比原来更多的认识。治疗的首选方案是骨髓移植，但是大陆的骨髓库却非常小。“如果让我一辈子躺在病床上等待新药或骨髓的话，是我没法接受的，因为等待是最消极的，我无法控制等待的结果。我总希望自己能做一点什么。这时，我也知道了，兄弟姐妹之间骨髓匹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是1/4，很幸运我有一个亲弟弟。”
这时的刘正琛开始在绝境里来观察世界，并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些实际的问题。他说，他不甘心一辈子做一个绝症患者。为了爱他的人，为了他自己，他必须要坚强地活下去。在医院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里，在身体条件极为不允许的条件下，他坚持通过报纸接受外界的信息。《环球时报》一则关于英国小女孩的报道：她四肢都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她为慈善事业募捐筹款，总共募捐了100万英镑，其中第100万英镑是首相布莱尔捐的。《读者》杂志上一则关于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的报道：父亲因癌症去世，她一直为当地的一家癌症医院募捐筹款。后来，医院用她筹集的款项建立了一个用她和她父亲名字命名的实验室。
于是，他想，就算他将来彻底不行了，至少还可以像她们那样，当一个“义丐”，为公益事业筹款和募捐。受《环球时报》和《读者》上面的故事的启发，他第一次有了建立一个骨髓库或者基金会的想法。
2002年1月16日，他弟弟专程从上海过来，为他做骨髓配型。18日是出结果的日子，那是他所度过的最长的一天，心里充满了不安。下午4点左右，爸爸打电话过来，说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配上，而且差得很多。虽然做过很多很多思想准备，但结果还是让他非常失望。1/4快速治愈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概率论就是这么残酷，昨天还是1/4的希望，今天已经是0了，一丁点都不剩。”
“我不希望我如过客一般匆匆离开这个世界。做骨髓库的想法又不断地浮现出来。”当天晚上，当爸妈到医院去陪他的时候，他向父母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当然，也许在妈妈看来，这件事能够说服她的关键论据是——只要我有事可做，不管做什么，都远胜于每天躺在床上消磨时间，消耗生命，等待渺茫的希望。”
当时是冬天，在那个季节里阳光有着特别的含义，象征着生命和希望；对于绝症患者来说，希望是他们坚持的唯一动力。如果硬要跟自己扯一点什么关系的话，他说，他很喜欢阳光和蓝天白云的感觉，特别喜欢阳光照到屋子里，宿舍是向阳的，家里的房间也是向阳的。被阳光照耀着的生命会洋溢着一种祥和与幸福。
当悲伤已成往事
从此，刘正琛的生活与“阳光”计划和阳光志愿者协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阳光100、500、1000，到2005年上半年启动的阳光10000。刘正琛说，他从2002年9月开始复学，回到学校继续研究生的课程，他就拥有了一个学生加患者的身份。只是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认识到骨髓数据库的重要性。
他说，做这些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成长。“我性格中本来就有坚定或者说固执的一面，现在看1996年去延安的一段DV，里面有采访我的内容，就两句话，但始终在强调一个意思，‘坚持’；现在则更加认识到坚持的重要性，一件事如果中途放弃，就什么也不是了。”“阳光”一路走来，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曾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还哭过。他一开始特别不能接受协会中有全职人员存在，觉得那样的话，阳光就有点不伦不类。后来逐渐的观念就转变了。
阳光怎么走下去，究竟能走多远？，各式各样的媒体似乎喜欢问同样的问题。刘正琛觉得，阳光在资金上，募捐、企业赞助，再加上有中科院的支持，已经基本没有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人，怎么用好人、管理好人。按惯例志愿者每周只该服务2到4小时，而协会的同学们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度，碰上办音乐会之类的事情，他们甚至跟全职员工没有区别，而且学生志愿者也有自己的局限，他们能奉献的是自己的业余时间，一到考试周或是假期，就很难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每年随着毕业生的离校，原来的骨干可能会离开，以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结成的人际关系就会消失。这就势必要求“阳光”走专业化的道路。
然而在最初做出聘用全职人员的决定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内部的争论和攻击。甚至在非典期间，阳光几乎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段时间刘正琛是痛苦和艰难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平和的思考，在非典结束后，面对着支离破碎的阳光，他又重整旗鼓，一切都重新开始。协会的第一名全职员工，是通过一个招聘网站招聘的，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然而她只工作了两天就离开了，之后是刘正琛最感困难的时期。无论是阳光重建中的诸多困难，还是姥姥、姥爷的相继离世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面对着种种的问题和困难，刘正琛想到了自己最初时的决定和自己肩上所承受的责任，想到了一个个正在与病魔做斗争的病友，他最终选择了坚持。
之后便是阳光班底的重新建立，新的全职人员、新的志愿者给阳光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活力。以后的路途依旧走得并不顺利，协会曾经遇到过两位全职人员同时辞职的尴尬，也曾陷入发不出工资的危机，甚至面对拉不到赞助的困难，但凭着大家的努力和坚持，在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阳光”逐渐走向了成熟，同时在协会的运营等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2005年上半年，阳光提出了完成“阳光10000”的前期推广。他们通过签名支持“阳光计划”的形式同时招募志愿捐赠者。一时间，社会各方面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北京青年报等几家报纸上都有他们的公益广告和相关的报道。各大高校志愿者团体也和他们合作，在学校里招募志愿捐赠者。
现在，“阳光骨髓库”已经成功配型20多对，并完成了两例移植。“阳光10000”的报名者也超过一万人，“阳光”正迈着大步走向全国，走向未来。
“阳光需要人才，尤其是从北大走出来的人才。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见证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历史，那未来的日子，中国也将见证NGO的发展过程。”刘正琛决定把阳光作为其毕生的事业。
可贵的友谊
走专业化的道路对于“阳光”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然而将专业化的设想实际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刘正琛的努力与作用，也有另外一个人的辛勤付出，他叫杨仿仿。
在完成“阳光100”后，刘正琛复学回了北大。这个时候正是他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阳光”的时候，此时的他对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十分的关注。正是在这个时候，正在海外工作的中国青年杨仿仿听说了“阳光”之后，十分激动，和刘正琛取得了联系，表示要加入“阳光”的队伍。后来他们通过网络交换了很多关于“阳光”长期运作的看法，2002年12月中旬，杨仿仿和刘正琛在广州见了面，次年1月，杨仿仿辞去了在塞舌尔岛国年薪百万的工作，回到中国，与阳光志愿者见了面，加入到阳光的进一步的发展规划之中。
对于共同理想的追求、对于“阳光”的共同的执著让两个人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在“阳光”的前进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相互鼓励，共同坚持了下来。2004年9月当协会发生财政危机时，是杨仿仿紧急从国外汇过来一笔钱，才使“阳光”度过难关；在2005年初，“阳光1000”完成，“阳光10000”正在计划中时，杨仿仿回到了北京，担任了“阳光”的执行长。
“阳光”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所有的阳光志愿者完全不求回报地投入到阳光的事业中，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阳光今日的辉煌。杨仿仿正是其中的一员。对于他们之间在追求共同理想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可贵友谊，刘正琛这样提到：“我们原本素不相识，为了大义和大爱，为了心中的共同的阳光和理想，我们放下一切走到了一起。我们彼此信任彼此合作。在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里，阳光志愿者们还保留着这样一份古道热肠，一份为了大义而不惜付出辞职而投入到一个不会有任何收入的理想中。这让我深深地感到，我不是孤独的战士或者寂寞的先知，在我的身后，有着许许多多的力量在支持着我。我更感受到，中国人的头脑里并不是只有物质，还有精神，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顽强、可爱和可敬的精神。我很幸运，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
面向未来
如今的“阳光”，正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出北京，走向全国。“阳光”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诚然，前进的路途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未来的旅途中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刘正琛和“阳光”们是乐观的，他已下定决心要坚持下去。“每天清晨醒来，都能够看到朝阳，都能够看到我们所开创的事业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成熟和成功，正在为别人创造新的希望。我感到很幸福。对于未来，我想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挫折。对于未来，我更加肯定的是，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会有更多的勇气、智慧和力量，我们能够战胜这些困难和挫折。每个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悲剧的结果，无非是早晚而已。所以寻找快乐和逃离恐惧就成为了人生永恒的主题，我始终相信，当一个人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的时候，他是最快乐的，当一个人能够用最宽广的爱心去对待一切的时候，他就不再有恐惧。”
面向着未来，刘正琛将会同其他的志愿者一道将阳光洒向更高更远的地方，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爱心去温暖更多的人。
“因为有你们，我不会孤独，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因为有你们，这个世界将更加和谐，阳光将无处不在。”（记者：吴春春 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