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6日至18日，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北京论坛》召开。为了帮助读者从更深层次了解这个学术盛会的宗旨和背景，北大新闻网记者采访了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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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北大新闻网记者的采访。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为什么会选择在异国的教育和学术文化领域进行投资？这样选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如此选择的深层思考是什么？
金在烈：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开放和共存的世界，虽然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进程和模式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遵循着一个宏观的框架和趋势，那就是不同文化都要经过民族——国家——世界——人类这样的延续阶段，异彩纷呈的文化形式和特质最终都要汇聚到人类共同文化这一庞大旗帜之下。在当今全球化潮流主导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更加需要营造一个多元文化和平共存和共融发展的氛围和前提。在这一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的召唤下，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站在各自独特的文化圣殿中，扮演着各自不可或缺的固有角色，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这也正体现了新世纪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时代要求。由此可见，当今的学术文化领域对塑造人类未来的存在形态和人格价值担负着多么神圣的职责。因此我们财团选择在这一领域内的投资是立足于为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而并非出于盈利目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投入是不追求经济利益回报的。
按照这一宗旨，我们把投资计划定位于一个漫长时间跨度的“百年计划”，以每三十年为一个阶段将其划分为大致三个阶段。
第一个三十年，我们致力于为韩国国内的学术文化领域培养高水平的学术人才，显著提高国内学术界水平，倾尽所能推动韩国整体上进入现代文明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并且以之辐射到周边地区，为乡邻亚洲各国的学术文化水平提高做出贡献，以此为跳板逐渐将这样的积极影响扩展到世界文明的体系中。很高兴，这一既定的阶段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三十年，我们计划建立起稳定牢固的“亚洲基金”，在这一雄厚的经济后盾支持下，把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力量延展到整个亚洲范围内，面向亚洲各个高等学院和各国学术界，不遗余力地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往来并以此起到繁荣学界的目的。我们已经于2000年启动了这一全新的投资项目，而目前这一阶段的投资构想正处于积极的实施过程中，比如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学术盛会——《北京论坛》。并且我们承诺在未来的30年里还将在保证现有投资力度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资助亚洲学术领域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的任务就要等我们的下一代去完成了，那时他们要做的就是让已经得到验证的先进繁荣的亚洲学术文明站在国际先进水平的浪尖，主导世界学术领域发展的潮流。
记者：那为什么财团会选择北大作为此次学术盛会的主办者呢？您对第二次《北京论坛》有何期待？您对《北京论坛》及其影响力有何预测？
金在烈：我们考虑到，作为我们计划的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文化盛会的举办方，其自身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必须在文化领域内具备某种强大的象征意义和独特地位。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数千年灿烂博大的文化资源，在此资源基础上形成的针对文化整理和延续的优秀传统和氛围，以及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特殊贡献和独一无二的地位，必然会吸引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的学界人物心驰神往。何况，北京作为这一悠久文明古国的首都，其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让她占据了这一浩繁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再加上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在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引领作用，这一切的结合必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足够的重视。光从北京论坛与会代表的高质量、大规模和强大的学术阵容就可以看出，世界学术界对此次论坛的关注程度。会议的进程也表明了北京论坛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不断壮大的规模和大幅发展的潜力。事实证明，北大的行政方面的结构和能力是很强的，完全能办好这样的会议。
在第一届论坛上，我们告诉人们，为了人类的发展，东方有什么贡献。第二届论坛关注的是，我们就共通的情感和思想能不能达成共识。我们还会举办和支持其他类别的文化活动来扩大学术性论坛的影响，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交流来商谈。
至于它的影响力，我想短期内应该不很明显。但我们会建立相对完善合理的评估机制，以十年为单位对此类论坛对于学术交流和发展的积极影响进行准确衡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正面影响肯定会逐渐体现出来的。
记者：从两届《北京论坛》的主题看都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的繁荣，这应该是双方的共识，您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
金在烈：20世纪是西方哲学引领世界的历史，21世纪我们应该在重新解释东方哲学、文化的基础上思索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
为西方文明引导的20世纪是文化冲突的世纪。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东西方必然产生大的文化冲突，这是西方思想的角度，文明冲突是他们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导致的文明冲突，我们许多国家都深刻地经验过，西方的霸权思想所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我们要是再用这样的思想指导历史活动，就无法维持人类的和平，就一定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我们主张，二十一世纪不应是文明的冲突的世纪，应该是，正如《北京论坛》的主题所表明的——文明的和谐、融合和共同繁荣。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赖以汲取智慧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就是东方的儒家思想，儒家主张“仁爱“，主张“和而不同”，这正是我们追求人类和谐相处的重要的理念。
儒家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地融入很多思想因素，但是基本的精神没有变化，这就是如何通过恢复人本主义来引导纷乱纷争的社会走入正轨。春秋战国时代，很多阶层、很多人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战乱不已，社会失去了平衡，这种紊乱最后藉以儒家的人本主义得以解决。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兴起的新儒家思潮就是希望扭转过去用西方文明的眼光审度我们自身的迷惘，而是依靠东方的智慧，按照人本主义的原则重新解释新的二十一世纪。我认这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在欧洲，为了解决不同民族发展中的共同利益，他们结成了同盟。为什么亚洲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
金在烈：欧盟的成员国，有着共存的文明，他们有共同的基督教的传统，17世纪产业革命开始后相互影响一起发展起来，他们的文化生态不像亚洲这样复杂。20世纪他们为了追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开始了经济的一体化。亚洲国家在上个世纪也开始了经济的一体化的努力，如APEC，为了这些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平，产生了国家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不是文化的共同体。
亚洲的各个国家能否实现文化的共同体？我认为亚洲和欧洲和亚洲完全不一样，亚洲是经过个、多样文化发展的地区，需要互相了解、尊重，促进文化的和谐。我们可以称其为共同文化体。东方文化基本的东西是相通的，佛教的传播增强了这种共通性。中越韩还接受了共通的儒家思想。有了这些作为原点的基本思想，多样化的文化集合可以实现共同文化体。其实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速度是很快的，中、韩两个国家的人，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是见面很容易沟通，通过非言语的方式可以表达的情感和意义已经很熟悉。
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和目标，我是完全赞成的。在国际上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和谐相处，亚洲各国最好的方向是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和谐相处。现在应该是实现这个想法的恰当的时候。《北京论坛》就是要向世界传达东方的思想——和谐的思想，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我们中国的大学现在处于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像北大，我们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这也是我们合作举办这个论坛的重要动因。作为一位教育活动家，先生能否谈一下韩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当下的思想动态呢？
金在烈：韩国的教育事业在国民心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大学之后的深造阶段，社会力量对其投入的关注都极其密切。因为韩国从政府到国家公民，对高等教育事业历来非常重视，并且一直期待着它的提升和飞跃，人们认为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韩国这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兴亡。
这种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直接带来了高等院校之间激烈的竞争，它存在于学校的规划发展、办学质量、师资力量乃至学术水平等各个方面。同时，国内相关机构组织建立了针对大学学术质量的非常健全的评估体系，这也为学术水平的稳步提升提供了可靠的监督机制。我们有一个目标，韩国期待在2030年内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而目前韩国国内各阶层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热情和投入不仅引发了对学术质量提升的高要求，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近年来中韩两国的交流、合作获得了快速发展，从国家到民间的相互交流都非常活跃。您是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的？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裁，我们大家都很关注您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背景，能否谈谈你的相关经历？
金在烈：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东方文明是同源的，这让东方各民族和文化形态之间具有鲜明的共通性。但即使如此，历史也不能允许各民族和国家在各自固守的领域内自我封闭、裹足不前。中韩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下的灿烂文化当然也具有同源性，这就可以促使两个民族的文化可以也应该在相似的背景和基础上搭建成共同发展的框架，互通有无，各汲所需，取长补短，共促共进，我把这个可预期的光明的前景目标看成自己的义务所在。而实现这一目标，加深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融合，需要相应的人士和机构投身于此并为之不懈努力，我就愿意成为担当这一重任的一分子。 我本人研究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其中更专攻于艺术哲学领域，目前仍在韩国高丽大学讲授中国哲学，我本人其实更偏爱中国古代哲学，比如儒学和道教等方面。
记者：我感觉出，您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学者，也是非常敏锐的社会活动家，能否为我们阐释一下您的自我人生哲学？
金在烈：在对生命的体悟中，我非常关注人的肉体有限性这一哲学命题，而更关注这一命题定位在东方哲学思想中的解释。《周易》中说：“有限乾坤”，就是强调出人的生命与肉体在浩淼的大自然中的狭小性和有限性。但这种有限性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将它哲学化和提升。人的生命固然有限，但在有限的人生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才学却可以让人的精神境界达到无限化。
要创造这样精神无限的人生境界，就需要我们不断秉承创造性的文明传统，发扬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对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都有自己的那份责任，而知识分子和学者更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并起到身先士卒的作用。
我们的人生是一条路，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无法同时实现，我们应该选择哪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明确地具有自己的人生观、生死观。所有人的生命都有终点，到了最后的时间，自己能感觉到没什么后悔的事情就可以无悔地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终结。在我的人生哲学中，知识分子应该拥有哲学化、创造化的人生，并倾尽生命的力量为世界人民的幸福和世界文化的繁荣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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