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在韩国国内，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重点支持比较落后的社会科学领域，其奖学金项目资助了数百名青年学者赴国外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数千名韩国本国大学生在本国学习。财团关注亚洲文化教育的发展，仅在中国，每年的支持金额就达400万美元；并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的14所著名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成立，众多高等学府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国际学术会议都离不开它的鼎力相助。

金在烈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事务总长，虽然频频出现于中国的各大学术论坛，但由于自己的低调，在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有关他本人情况介绍的只言片语。这位韩国财团的事务总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奇缘？是什么力量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中国的土地？

12月10日至11日，北京召开国际儒学论坛（2005）——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研讨会。记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独家专访了金在烈先生。

对“教育活动家”的称号非常满意

《大学周刊》：现在有媒体称您为“教育活动家”，您对此称号有何感想？

金在烈：现在我虽然在高丽大学是研究（客座）教授，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培养学者、更集中精力致力于学术的发展，多支持一些学术发展的工作，目的就是为学术发展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因此我在社会上和学界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对这个称号也非常满意。

《大学周刊》：请您谈谈您本人的教育背景。

金在烈：我原来的专业是哲学，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韩国的高丽大学读的，研究方向是东方哲学中的中国哲学。现在在高丽大学作为一个客座教授讲授“东方哲学“这门课程。

《大学周刊》：刚刚结束的论坛请来的全部是各个领域知名的专家和学者，200多位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就“儒学与和谐社会”、“儒学与文明对话”等话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能谈谈您对本次论坛的具体看法吗？

 金在烈：从人类史和世界史这个角度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的文明发挥了主导的作用。19世纪以前，东方的文明影响着西方的文明，但是19世纪到20世纪，主要是西方的文明影响着东方的文明，而且使东方的文明导致了衰退的趋向。这次的儒学论坛是以回顾东方的文明、发展东方的文明作为一个最根本的人文思想，儒学会议有很多的资深专家和学者对它作一个评价，也写了很多论文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1世纪儒学思想是人类社会最重要而且最宝贵的理论。

《大学周刊》：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下决心在中国来做这件事的？

金在烈：作为一个专攻“东方哲学”的研究人员，从文明史的角度重新回顾文明史，人类的和平、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觉得当21世纪西方文明发生许多危机和冲突时，东方文明的智慧可以为解决这些危机和冲突作出贡献。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东方文明的和谐精神在人类文明史的记录和表述中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作为学过东方哲学、拥有这种哲学观点的学者来说，自己也有使命感来负责这个工作，自己也会尽全力支持这样的学术研究。为中国这样一个作为东方思想重要发源地的学术发展尽力，所以开始了这么一个工作。

对学者们从来没有说“不”

《大学周刊》：像您这样一位致力于发展学术事业的韩国人与中国的这种渊源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您来到中国，与中国的联系是因何事而开始的？大家都对您本人的一些学习和生活情况非常感兴趣，请您多谈一些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给读者多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金在烈：我从小好奇心就特别强，性格中对异国文化和跟我们不一样的文化特别感兴趣，是冒险性特别强的一个人。高中时自己买了一艘小快艇，想自己乘小快艇横渡太平洋，中途船翻了，又回来了。我在高中时就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神秘感，梦想徒步走遍中国，以便亲自感受了解中国的文化。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源头。高中时还想到黄河和长江去看一下，大学时更是对敦煌的文化特别感兴趣。觉得敦煌这样一个宝库，是一个能让人体验到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的一个场所。

第一次到中国是因为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图书馆大会。当时财团有图书馆，因此便有机会到中国来。那时第一次去西安看了秦始皇兵马俑。

《大学周刊》：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有何感受？

金在烈：因为是第一次来中国，来到从小最好奇的国家，一是感觉心中特别激动，二是从中国的文化当中感觉到与韩国的文化有共同的感觉，有很相似、类似的感觉，三是看到中国博大的文化，具有雄伟的感觉，在西安这样一个文化古都，发现了历史的痕迹，从东方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当时感到“兵马俑不是用土做的，明明是正在呼吸着的活着的中国的历史、文明和文化”。

看到兵马俑以后，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兵马俑是土俑，是用土做的。秦始皇在世当皇帝时，是追求永生、长生不老的，因此就希望土俑成为一个有灵魂的生命体，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永远的皇帝。在地下还想支配天下，永远掌管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从中国历史上看，夏朝、商朝和周朝都有殉葬。殉葬的意义在哪里？是希望殉葬的东西跟他们一样也是活的，他们都希望陪葬的人物也一样永远伴随着他们。随着人文精神的发展，孔子和他的弟子等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主张人死了就是死了，不可能有永远的灵魂。他们主张人间的仁和爱，就否定了殉葬原来的一个含义和殉葬的概念，人死时用木雕和土俑来代替了殉葬的程序，这也可称为人文精神的恢复。

为什么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是按真人真马比例做的，并把它放到地下去呢？我认为，秦始皇是希望地上地下一样有这样的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把这种像活人一样的土俑，活着的气息和意识挪进去，我当时想象的是，秦始皇在另一个场所肯定举行过这样一个仪式。所以就提出这么一个疑问，还想到秦始皇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想让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永远存在，不会消亡和死去。

我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999年，当时访问中国是为一种新的理想的实现。当年我主要在韩国支援韩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支持韩国的学术活动。想到快进入21世纪了，应该是东亚要形成一个东亚文化、文明共同圈的时候，一起共存，一起发展。当时想东方文化领域是很大的，要发展东方各国的文化，不仅要持续而且要发展。因此要为东亚文化的发展做出一个平台作出贡献。之所以1999年访问中国，是想支持中国、韩国乃至亚洲学者的学术研究，设立一个亚洲基金会来支持这项事业。

21世纪的亚洲能够成为一个共同文化圈，能成为一个和谐的、共同发展的共同体。当时到中国后与中国学术界的资深人士通过协商交流，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的优秀学者邀请到韩国去做一年的访问学者，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研究。当时清华、北大、人大、复旦、浙大等很多名校的学者们，他们对他的提议都非常的赞同。派了很多学者过来。支持学生和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与企业没有任何发展方面的关系，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从事副业，专心刻苦学习，争取成为世界级知名学者。现在96%的人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派著名学者到韩国去，可以说是自己对中国的憧憬，对中国文化、文明的好奇心、冒险心到21世纪开出的花朵。

1995年图书馆大会当时所看到的，以及从小的憧憬、好奇，过了三四年时间后，我的构想慢慢展开了，并且有了积极的行动。可以说是对文明的理解，新积累的感动爆发出来了，无论是学界要求做什么样的学术活动，从来没有说“不”。以后来中国好多次，想不起来到底有多少次了。遇到了好多著名学者，很多资深学者、大家、名校的校长。跟他们经过交流、探讨，怎样使东方文化在世界范畴里发展、影响而且起到影响，造福于人类，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和研究。 

 我的爱好非常广泛，除对艺术、古典文学特别喜欢。还是“万能运动员”，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业余里的顶尖高手。在小学是跑步运动员、足球选手，在中学时是游泳运动员，高中大学时学剑道，是剑道高手，在大学时还得过全国第一名。乒乓球、网球也打得非常好，高尔夫也打得非常的棒。之所以各项运动项目都这样优秀，是因为好奇心的趋使，只要我喜欢上一个运动，不吃透、不学到最好决不罢休。我也特别喜欢与人交流。跟他们谈文化、文明的发展，这样的交流可以谈通宵。热衷于与学术界、教育界朋友的神交，我还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信义。

《大学周刊》：中国的古琴和昆曲都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大学成立了“京昆古琴研究所”，还有一批人在里面学习，而教大家古琴的老师就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韩国人，不知您对中国的音乐有多少了解？

 金在烈：中国和韩国在音乐方面在很久以前就有交流，而且有很多的相似点。韩国也是受儒学的影响特别深，孔子也曾说过乐器能使人高兴感动，陶冶人的情操。这样，曲调，乃至整个音乐的氛围已经融入到韩国来了。音乐方面在古代两个国家就有交流，唐书中就有记载韩国表演了高丽的舞蹈还介绍了高丽时代的音乐。这种场面敦煌壁画里也有体现。有韩国的一种琴和韩国舞蹈的造型。说明古代中国人和韩国人对音乐的理解已经达到一种共识。

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就是一个民族重要的课题

《大学周刊》：请结合韩国的高等教育谈一下您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看法。

金在烈：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和飞跃，与人类思想、文明的复苏和繁荣息息相关。应该加强政治教育。这种高度的政治、哲学、思想方面的教育是国家的一种自觉、自省。政治方面的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世界史还有文明的历史不断地自觉、自省、自行发展。应该加强经济方面的教育，它是人的生存方式，使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的教育。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从经济方面来看，现在是一个无限的竞争时代，必须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应加强文化方面的高等教育。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文化不能一体化。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而且还要发展传统文化。我们要发展和巩固，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达到守住国家和文化的灵魂。比如这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儒学论坛就是对2000多年文化和历史继承和发展。

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从国家到政府大家都在齐心协力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在努力。韩国也要很好地发展高等教育。韩国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文化政治各方面互相理解，互相交流、合作、共存和对话。韩国和中国能够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通过高层次的互相交流合作这样才能引导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

《大学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对韩国大学不是很了解，因为韩总长也提出，韩国到2030年也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请您谈谈您对韩国大学将来的构想，现在离目标还有多大距离？

金在烈：从现代大学的成长史角度来看，韩国大学的历史是很短暂的。从西方的情况看，从16世纪文艺复兴起，它们有秩序、有体系地建立了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大学制度。韩国的大学比不上它们，差距还是很大的。对西方知识体系和方法论的理解我们因时间太短也理解不足，所以无法跟西方的知识界竞争，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随着事业的发展，对西方高级的知识和知识体系进行了了解和认识。

随着韩国的产业发展，对西方知识界的了解更加深，所以它们也慢慢具有竞争力，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和世界大国可以竞争的领域。韩国人之所以敢于竞争，这是因为我们东方文化本身具有勤劳、勇敢、敢于探索的精神。所以过20年或30年后能达到世界前沿的领域是有希望的，中国也是这样。 (崔雪芹)

（此文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金海鹰的翻译工作）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