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锦贵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

大家好！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两位辅导员。我在北大的第一个辅导员是一位女老师，30多岁。在我们班刚刚进入大学的那段日子里，她就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从各方面精心呵护着我们。第二个辅导员是一位和她年龄相近的男老师，经常找我谈心，教导我树立远大目标，保持艰苦奋斗。老先生已经作古，但他的教导却成为我受用一生的财富，他关于艰苦奋斗的教诲不仅融入了我以后的生命和生活中，还成为我做老师以后经常向学生念叨的重要话题。

先摊开这一段“陈年旧账”，是为了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对两位老师的感恩，同时也想说明，如果说我在辅导员这个岗位上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也是因为背后有北京大学辅导员队伍多年来的优良传统在支持和鞭策。

我1969年留校任教，曾经从1982年起担任过本科生辅导员。后来无论担任系团委书记，还是主管行政和科研工作的副系主任，我一直痴心于在本职工作中实现德育的要求和目标。2004年，我又开始担任04级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两个班）辅导员。这些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研究生辅导员这个角色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对教师来说，思想教育是和专业教学、指导科研同等重要的光荣职责。大学育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分解为思想教育、专业教育和科研活动三个主要环节。对于以培养人为己任的大学教师来说，三个方面同为自己的份内事。但是，长期以来，个别专业教师认为，自己只是负责学生教学和科研训练，至于思想政治教育，那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辅导员和党团组织的事情，和自己无关。我个人觉得，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200年前，韩愈就在《师说》中明确提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看来，“传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韩愈将它置于首位，显然看得比“授业”还要重要。至于“解惑”，不会有谁否认这同样是教师育人的重要任务。可是“解”什么“惑”呢？其中固然有专业领域之“惑”，但更多、更重要的，则是事关人生选择、道德抉择和价值取向等思想层面之“惑”。因此，对一个大学教师来说，应该把“双肩挑”看作一种光荣使命，在思想教育、专业教学、指导科研三方面都尽到责任。

其次，对研究生而言，关键是在学术训练中养成高尚道德情操,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研究生承载了现代大学的这一根本特征。在我的眼中，学问就是研究生的立身之本，学术道德就是研究生的道德之镜，从中可以将一个人的人格品性、道德观念和心胸境界一览无余。因此，我对学生在学术道德上的要求向来是反复强调，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的论文可以质量不如别人，但必须保证是你的论文。”平常，我注意结合学术界现实情况，利用正反两方面事例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前一段，尊敬的王选先生去世。在指导同学们学习“王选精神”时，除强调自主创新、团队精神外，我更多的是讲王选先生如何做人，并拿王选先生“做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一定要先做一个好人”这句话和同学反复共勉。现在，我带的博士班，每个人都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若干篇，论文水平因为各自能力问题固然有高下之分，但我可以自豪地说，他们的论文都是认真贯彻“原创”这一原则。由于学生们在科研、治学上能够耐辛苦、重操守、讲诚信、知荣辱，慢慢地也就形成了在生活和工作中其它方面的良好习惯，为养成高尚道德情操打好了底子，为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夯实了基础。

再次，作为研究生辅导员，应该抓大放小，重点关注和研究学生思想层面的普遍性问题。所谓“放小”，是指选拔有热情、有能力、有奉献精神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放开手脚让他们自我管理。所谓“抓大”，是指辅导员要提升高度，重点关注和解决学生思想层面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独生子女一代的行为观念特点，年轻人对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态度，研究生就业选择中的人生取向等问题，我很早就开始思考，并成为我工作中的重点。解决问题时，我更多地是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调动60年的人生阅历和体悟，在对话和沟通中完成对学生的教导。在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响应校党委要求学生工作者提高理论研究能力的号召，我发表了《论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等论文，在北大校刊发起“素质教育大家谈”专栏。在2005年底的北京学术前沿论坛上，我没有讲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是以《必须端正苦难观——和谐社会视野下大学生压力解析》为题，关注大学生精神压力的疏导问题。在当时，甚至引起一些业内人士的惊讶与不解。的确，若从狭隘的角度看，这些工作似乎是“不务正业”。但是，在我则坚定地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正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研究生群体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辅导员一定要有宏观视野上的深层次理论研究，才能做好工作，才能真正抓到点子上。

最后，就研究生德育工作来看，重在引导研究生端正“苦难观”，教会他们科学进行压力疏导。2004年春，北大启动“文明生活，健康成才”主题教育工程，把拥有文明生活方式和昂扬精神风貌作为学生成才的关键因素。受到启发，我认识到，研究生群体在理想信念上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最为迫切需要的，是指导他们如何消除时代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为此，我把引导学生端正“苦难观”作为切入口来提升学生的抗挫折、抗击打能力。我告诉学生，艰难困苦永远与人为伴，苦难锤炼意志，苦难孕育成功，苦难意识是制约麻痹堕落的克星。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我亲身经历了“十年动乱”。作为当时图书馆学系的第一个学生党员，我因为不能“紧跟形势”，被定性为“修正主义苗子”，遭到批判。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迷茫、无助、自卑的时期，但最终还是走了过来。对压力进行科学疏导也非常重要，因此，我平常特别注重和个别同学的深入谈心，对他们多加鼓励和赞赏，并通过各种办法营造班级互相帮助和关爱的氛围。

我非常认同蔡元培老校长的名言：“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北京大学一百多年来逐渐形成教师队伍诲人不倦、矢志育人的精神传统。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召唤下，这种传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适逢全国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的隆重召开，我和北大的“战友们”一定会充分把握机遇，进一步领会中央16号文件及其配套文件精神，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做到无愧“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这一光荣称号！

注：本文为王锦贵在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交流发言。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