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
冯契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智慧三说》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尝试。冯契在《智慧三说三篇·导论》中一开头就说：“本篇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注：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飞跃，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冯契不是要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去解决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是要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中国哲学的“性与天道”的问题；而如何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又借用了佛教哲学中的“转识成智”。冯契要求把“理论”、“方法”和“德性”三者统一起来，并解释说：“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骨的人格。”而无论“化理论为方法”，还是“化理论为德性”，都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不仅是取得“知识”的方法，也是取得“智慧”的方法。“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所及为可名言之域，而“智慧”所达为超名言之域，这就要“转识成智”。而“转识成智”，是要“凭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对此，冯契解释说：“哲学的理性的直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具体生动的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这样的领悟是理性思维和德性培养的飞跃。”“理性的直觉”，是在逻辑分析基础上的“思辨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飞跃。如果没有逻辑的分析，就没有说服力；如果不在逻辑基础上作“思辨的综合”，就不可能为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方面，开辟新的道路。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冯契运用逻辑的分析和思辨的综合的深厚功力。正由于此，实践唯物辩证法才具有理论的力量，也说明他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也可以说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冯契不仅是“照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问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作点介绍。张岱年为《张申府访谈录》的中文版序中说：“申府哲学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西方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解析’和‘唯物’是20世纪哲学的两大主潮，同时又赞扬孔子‘仁’的学说，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张申府在他的《家常话》中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以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以得世界新学统。”根据这样的想法，他提出了所谓的“大客观”的理论。他说：“我所谓的大客观主义乃是既承认客观，也晓得主观。所谓大客观，一个意思就是扩大客观的范围，并包括主观于其中，以客观为主，结合主观客观为一。……西洋哲学一个不通之路是把主观方面的人与不依附人而独立的所谓外界，截然对立起来。”张申府的哲学是以“唯物”为基础，以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等为方法、而以“中庸之道”为目标，他虽企图把孔子、马克思、罗素的思想结合起来，但最终仍然回归到中国哲学。张申府在1980年6月4日对舒衡哲说：“我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眼里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我尝试做出不可能的事———把中国传统哲学最好的东西和西方最新的意念连在一起。……我现在仍然相信我的大客观概念可以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联起来。”但是，张申府“遗憾自己未能写出‘一本大书’而结束”。
关于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的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想法：（1）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是“哲学”并没有从经学、子学等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而在20世纪逐渐建立的。因此，它就有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两重任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既可以“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可以在消化西方哲学的情况下，“接着”西方某个哲学派别讲，而使之成为中国哲学。
（2）“中国传统哲学”是由西方哲学传入，并经过众多学者利用和借鉴西方哲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而一旦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理论价值，它无疑是人类哲学理论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哲学”作为其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因此，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应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如果我们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不仅要经过像南北朝诸高僧那样，系统地翻译介绍和借用西方各时代的经典和各种流派的学说，而且还要像隋唐时期的高僧那样，通过对西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把中国思想加入和融化于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消化西方哲学，丰富中国哲学，有利于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生着特殊的重大影响，这是谁都承认的。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解决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能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3）“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例如，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就是在深化着冯友兰“新理学”的某些思想，评论“新理学”的得失，并提出了一些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哲学就是要不断追问，不断创新。
（4）有的学者提出，对哲学思想不仅可以“接着讲”，而且还可以“对着讲”或“另外讲”。我们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只是“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只是说对于哲学，应该发展它，并没有只能“接着”某种哲学讲的意思。在历史上，对哲学思想有“接着讲”的，当然也有“对着讲”的，例如，韩非的《五蠹》就是对着儒家和墨家讲的，道家的老庄也可说是在儒家之外的“另外讲”。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对着讲”和“另外讲”也是一种意义上的“接着讲”。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因已有儒墨思想，他从相对立的方面“接着讲”的。又如，庄子的书，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路径，他一面是接着老子讲；另一方面，又与郭店的三种《老子》本不同，直接批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已有儒家思想，他才有批评对象，这从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接着讲”了。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开辟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现代哲学必须适时地“接着”中外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成果“讲”，这样，它才有生命力，才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合理、有序的发展作出贡献。（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