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某某同志吗？”

“不是，有什么事呢？”

 “你们编的《信息周刊》上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十分感谢你们。但是文章有些细节不准确，你看我们能否研究一下。”

 我匆忙找到刊物。

 “42页”他说。我翻到一看，“我的天！侯仁之！”文章的题目是：《一生情寄北京城——访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我不由得一阵惊悸，一阵激动。

《信息周刊》是北大新闻网从网上摘编的有关北大动态的报道的内部参考资料，其真实和准确性有时很难把握和和核实，但是既然当事人自己都找来了，纠正就是责无旁贷，更何况我一个新来的年轻人可以趁机目睹侯仁之先生的大师风范。

我约了一位记者赶往先生的家。

先生家在燕南园。这个周长约500米的园子，有17幢风格迥异的房子，房前各有一个小院子，围着栅栏，院子里开着各样的花，默默显示着主人的情趣。栅栏外的公共地界也有芳草与鲜花夹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为参差错落的槐、松、柏、榆、椿树遮盖显得幽深而静谧。当年燕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历经风雨，仍保持了原样。但是这静悄悄的地方却响着思想和学术的惊雷，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这里居住过的人物有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燕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洪业，哲学家冯友兰，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冰心，学者型诗人林庚，学者型散文家吴组缃，哲学家冯定，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法学家芮沐，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踏进燕南园我觉得觉得世界完全变了样，这里的一切仿佛都以一种朴素而的方式渗透着思想的尊严和刚毅。

燕南园61号。我们被领进先生的书房，先生抓住拐杖要起身迎接我们，我们紧赶一步将他扶住。一身素布衣服，两鬓白发稀疏，举手投足都有点颤动，我还是想到了“龙钟”两个字。一落座，省掉无谓的寒暄，他拿出那本《信息周刊》（上面到处是他批划的笔迹）就开始讲——对我们来说，这哪里是纠正书上的细节，分明是聆听一生中一堂难得的大师的讲课。

他开口说：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不是“地理历史”。

“冰心住过最后的一上大坡那个房子”，这句话中“最后的”没有必要。他怀念起冰心，先生像说自己的姐姐一样回忆冰心对他的影响，他对冰心的敬爱，我感到从来没有离这位天才女性如此近，仿佛能听到她的呼吸。

“他把书包放下来，回去在黑板上写字”，这里用“回头”才对。这个写字的人是先生的老师洪业。洪业一次上课，只是写了一黑板的历史题目，然后告诉同学：今天的不讲课，大家去图书馆找资料把各自选的题目论证一下就可以了。侯仁之选的题目是“历史上最爱藏书的人”，最后他论证是明朝的胡应麟。他得到的批语是“佳甚！”

“他进来以后说咱俩不能讲话”，不是“他”是“我”后进来的。“他”是后来的著名艺术家孙道临。他们进来的地方是日本人的监狱。侯先生在燕京大学和党的地下工作联手发展进步学生。他看到孙道临一人在监狱心里就有石头落地：这说明被侯先生送到延安的孙道临的哥哥没有被发现。侯先生最后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最早叫望京桥，后来叫虎门桥”，这里不是“虎门桥”是“后门桥”。侯先生说的是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望京桥。先生从监狱出来后开始研究北京历史，奠定了他一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基础。他讲到北京城的来历，讲莲花池，讲金中都，元大都，讲紫禁城。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右前方伸出拐杖。他座椅右侧的墙壁上是一副足有两米高的老北京地图，他用拐杖很熟悉地在地图上比划着。在先生眼中地图一定比我们感受的更生动活泼，他会觉得地图中的历史是呼之欲出，近在咫尺的。他说：老北京城讲究面南背北，向南发展，现在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放在北面表明我们思想开放了，我们要走向世界了，这个象征意义在别的国家很难找到！

我明白了为什么，先生还要如此认真地纠正细节，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在细节的后面有着重要的历史真相，有他不可亵渎的丰富的情感。我从来没有过对细节的如此深刻的感受。

这位93岁高龄的燕南园的70多年的老住户。他先是作为满怀敬意，投师学艺的人访问过这里，他也许不过燕南园的一个细节，而后他自己也成了这里的一部分，永远的重要的一部分。

先生那种对别人的由衷的尊敬，对自己经历的平淡的叙述，那种三言两语扼其主旨的谈话方式，那种历经风雨沧桑的宁静和达观的微笑，也让人深深地产生眷恋。

一个小时就这样飞快结束，先生站起来送我们，我们一再谢绝。我在想：我们还能见到他吗？听说他每天中午要在园子里散散步，我肯定可以有意“碰见“他。但是这很关键吗？先生好比一棵大树他已不在乎谁曾在此乘凉，一树鲜花，并不留意谁曾挟带走一缕芬芳。

但是对我们来说却不一样，他提示了人生的一种更具质量的存在和可能，他让我们面对生活的林间岔路，多了选择的从容。

一日之师，一生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