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8日22点12分，异常安静的北医三院三病区10层高干病房，一位为中国语音学贡献了60个春秋的学术泰斗停止了最后一口呼吸，随着北大林焘教授呼吸声音的停止，反馈出全国语音学界强烈而震惊的哀乐和声。北大张国有副校长探视的脚步声刚走，原北大常务副校长、听觉专家迟惠生教授就在电话里大声惋叹：“这太突然了！”有海内外著名学者参加的全国语音学会的近200名代表聆听林焘会长的讲话还音犹在耳，他的声音却成为了永远的音符，长留在国内外语音学研究者、教学者、爱好者的心中。
中国语音学会会长、北大教授林焘先生
一、为中国语音的学术创新筚路蓝缕
林焘先生1921年12月诞生在北京，后来又到了汉语方音异常复杂的福建长乐，从小浸润于北京方言和闽方言的语音对比王国，后又回京读书，不仅受到了崇德中学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酷爱语音学，把北京语音学得精到至极。青少年时就能清晰地分辨出北京土话与北京标准音的区别，这为他1939年在燕京大学读中国语言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林焘先生又主攻汉语音韵学，把南方方音、北京标准音和汉语史古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1946年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语音学研究，创新思维迭出，一发而不可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焘先生发挥自己在语音学界中北京标准音发音和研究均为一流的优势，为国家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颁布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之论文，开创了语言研究语音、语义与语法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先河。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林焘先生在倾心北大的语言教学的同时，一手与王力先生合作为汉语史音韵学著书立说，一手与朱德熙先生合作，撰写《现代汉语》（朱德熙先生1990年亲自和我说：“北大现代汉语我领着驾语法马车，林焘先生领着驾语音马车。”）。又一手为国家和社会上的推广北京语音标准音作有效指导。当时盛播中共九评和朗诵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级广播员夏青、葛兰就曾因发音问题请教过林焘先生。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林焘先生几近六旬，又迎来了他语音学术创新的又一个春天。他奉北大之重任，组建北大语音实验室，实验语音学成了中国高校最新的学科之一。他不仅把20年代刘半农的语音实验传统发扬光大，而且自己又亲赴美国加州学习进修，成为中国仅有的既精通汉语音韵学又精通汉语实验语音学，在语音上既考古又释今的专家。他携王理嘉教授主编的《北京语音实验录》、《语音学教程》两本书，既是中国语音学的创新之作，又是中国语音学的权威教材。他又同王力教授一起对郭锡良、唐作藩等人编写的新版《古代汉语》作审校，这部三卷书，在全国发行量和使用量都是相当大的。
林焘先生还利用古今语音、中外语音、国语方音的综合研究优势，对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京话进行多年研究。他的《北京话调查与研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精品课之一。笔者就是在拜读了林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北京官话溯源》，而从此走上了在林先生指导下研究满语和汉语结合的北京话道路上的。
二、为中国语音的学术活动禅精竭虑
林焘先生是一位语音知识丰富，语音技术全面的学术泰斗，同时他又是一位为繁荣中国语音学学术而热心联系，服务社会的活动家，他善于把书斋里专业的语音学知识向社会普及，为现实服务，比如他在全国许多地方和港澳台等地作过语音学与文学、与朗诵、与声韵美学、与语言的口头表达结合的讲座，深受广大语言爱好者的欢迎。林焘先生对全国的语音学术活动也从来都抱以满腔热忱，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硕士生、博士生的答辩会、学术会、鉴定会、对外汉语指导等，他都有求必应。今天的北京语言大学是最有体会和深受其益的。在北大，我所亲历的证明是，1989年3月北大成立青年语言学会，林焘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朱德熙先生一起亲自到东语系外文楼出席。2000年4月，北大挂靠外院的语言研究所成立，林焘先生也亲自参加，并欣然答应担任首席顾问。最近的例子更是记忆忧新，今年5月国家民委在银川的北方民族大学成立了北方语言研究院，该大学请林焘先生到会祝贺，林先生已经重病在身，仍然欣然答应前往，只因夫人知道身体内情一再挽留才没能前往，但他还是发了热情洋溢，论证充分的贺信。5月22日，当有中国社科院江蓝生副院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刘仲副主席等重要领导和专家及大学领导和师生参加的北方语言研究院揭牌仪式上，校领导一字一句念了林焘先生的贺信时，全场无不感动至极。
林焘先生另一倾心关注和热心组织的学术活动是中国语音学会。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活跃起来，但语音学即不是社会热门，也没有人组织同行进行大规模的学术研讨活动，林焘先生发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在北大有语言专业及多名博士生的优势，首先于1990年秋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之后他又组织成立了中国语音学会，全国语音学同仁一致推选林焘先生为会长，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果、学术资历德高望重，更重要的是，他的热心语音学术的情怀，这在中国语音学界是难以比肩的。
也正因为这种禅精竭虑的学术热情，使林焘先生献出了最后的精力，今年10月20日，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研讨会又要在16年后重返北大召开，林焘先生这时已重病在身，但他头一天晚上还精心为大会准备开幕式讲话，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起来准备，而且提前赶到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会场，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讲话和开幕式后与大家的合影成了林焘先生与中国语音学界的永别！大会的第三天林焘先生就托着疲倦不堪的身子住进了北医三院，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他学习、工作、生活近70个年头的北大燕园。
三、为中国语音学队伍的和谐穿针引线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物美价廉”的学人，也是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学人，但也无庸讳言，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一种“文人相轻”的习性，因此一些学术领域常常因学术争论而发展到人身攻击，会上吵架，会下笔架者不乏其人。但中国语音学界却是比较团结，比较凝聚的群体。这与这支群体的带头人之一林焘先生的穿针引线的协调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必不可分的。
林焘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不仅能从事学术研究，倡导学术活动，而且善于团结学界同仁。在中国语音学界内，甚至是海外欧美、东亚日韩、港澳台同行中没有人与林焘先生有过不悦，也没有人与林焘先打生过笔仗，这不等于是语音学界没有讨论商榷而一团和气，而是语音学界的学术讨论全都浸沉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这首先要归功于林焘先生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他善于和同行沟通，无论是上对老（比如97岁的吴宗济先生），还是下对小（比如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他都平易近人，平心静气。他能把自己从小学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偏不倚”、“和而不同”、“化剑为犁”、“化急为缓”的协调沟通功夫不露声色的运用到同行间的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之中。同龄同辈之间有“相轻”之病他能消解，上下辈之间隔阂他也能抹平代沟，在林焘先生的言谈举止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人的面红而赤，也没有看到他对谁的大声粗语的批评，更没有听到他与谁的对吵与笔攻，他用春风化雨般的儒雅谈吐和轻声慢语般的标准京音感化了与他相处的所有熟人，不管是性格刚愎自用的偏激才子，还是锋茫毕露的高学历教授。林焘先生既有知识分子的傲骨，又有谐协众人的成熟，正因为这样，全北大各路才俊都愿与他交朋友。他的家——燕南园52号成为校长和职工们常去做客的地方，也是国内外语言学同行感情倾注的温地，更是年青研究生驶向学术大海想往拜访而又多获动力的港湾。
记得1994年秋季，我和高明明、王韫佳三个林先生博士毕业后重聚先生家里，林先生不仅继续勉励我们在学术上再接再厉，而且和夫人杜荣先生一起请我们吃饭，饭后，又把他俩五十年前的照片给我们看。岁月虽然抹去了他们年青时的一些帅气和美丽，但却把他们的感染与深沉醇酿得更加迷人，这使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女士在家热情接待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的感人场面……
几十年来，燕南园52号客厅成了国内外同行尤其是北京各界语言同仁和新老学生逢年过节拜访林焘先生又从中获得鼓励和欢心的地方，今年的春节他们的寄托之路在何方？！实在不忍想象！
四、为中国语音人才培养呕心沥血
林焘先生从1946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以来，培养了60年莘莘学子。正在他教龄的“还甲”之年，他走了，留下了60届不同年龄、不同年代甚至是不同世纪的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已经七十多岁（如王理嘉教授等），有的仍在而立之年（如王韫佳老师等），他们都在各自的教学科研岗位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后面都浸透着林焘先生精心指导，精心培养的心血。
林焘先生不仅培养了高质量的中国学生，也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地培养外国学生。仅以他的三名韩国博士生为例，北大的博导都知道，凭心而论是不愿意指导外国博士生的，因为按规定，他们要用汉语写博士论文，外国人的汉语语法错误又多又难改，修改这种博士论文比自己写还要费力，但林焘先生从74岁高龄起硬是指导下来三名韩国博士生并且使他们通过了博士的答辩，其中男博士生林凡钟硕士期间学的还不是语言学，指导这样的外国学生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费时费力费心可想而知。目前，林焘先生的三名韩国博士回国后，有两名担任了教授、系主任。她们是梨花女大中文系的沈小喜和济州大学中文系的宋玄宣。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了。
我对林焘先生早有敬仰，但真正见面是198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北京中关村的市场前，那时我只是个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刚毕业的年轻教员，而且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没有考取，我向林先生自我介绍，他丝毫没有北大名教授和硕士导师的架子，那次与我谈了很长时间，既有业务的指导，又有再考的鼓励，使我从此坚定了再考北大中文系语言的信心。两年后我考入北大中文系语言理论专业硕士生，在校园里遇见林焘先生时，他总是祝贺、指导加鼓励，有时谈得很长，旁边的杜荣夫人不得不提醒林先生刚刚大病初愈，我为林先生带病长话鼓励一个路遇的研究生而深深感动，也为自己不知深浅干扰先生身体康复而内疚。
我真正与林焘先生长期而深入的交往和接触还是前文提到的1987年林先生发表了《北京官话溯源》以后。我于1986年12月在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分到东语系任教，当我看到《北京官话溯源》后几乎欣喜若狂，因为林先生谈的汉语北京官是受东北方言影响而且也受到了满语等阿尔泰语系的影响，这与我的硕士论文《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和连锁式音变》选题非常一致，从此，我就成了燕南园52号的一名新客，并从此成了常客，林先生不嫌弃我这个民院毕业的北大硕士，不嫌弃我这个粗心直爽的北方青年，免试专业课（只考英语）录取了我为博士生，并在四年中悉心指导我去全国调查，一遍一遍地修改我的博士论文。1994年春天，林焘先生住进了北医三院，仍在病床上修改我的论文，有时一只手扎着吊瓶针，一只手费力地改写论文，情节十分感人！博士毕业后，我在北大先后任教授、博导、所长。又去日本、韩国、朝鲜、香港讲学，去新疆石河子大学、兵团教育局和宁夏北方民族大学任领导，但正如季羡林先生翻译《沙恭达罗》的名句那样：“黄昏时刻的树影托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无论走得多远也离不开我的心”。每当我到外国外地时总要到燕南园林先生家里汇报一番，林先生帮我指导业务，也帮我分析为人，还帮我预测前途，他的谈话就像是我克服缺点的过滤器，又像是我发扬优点的加油站，我从这里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又从这里充满信心出征远行。今年9月我还与林焘先生、杜荣先生夜话贺兰山，万没想到，10月回京竟成了永别的日子！林先生：你让你的学生精神寄托何处？！新路指向何方？！
亲友和学生的哭声，心灵的呼声，加上北京夜空的风声，偶尔车笛的鸣声正和谐着语音泰斗驾鹤西去的语声，一起划破了北医三院的宁静。
敬爱的林焘先生：愿您在语音和声交响曲的伴奏中安宁地西去吧！
（作者为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