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6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在一家企业报做了十年编辑记者，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国家教委表彰为“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次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主讲新闻传播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中西新闻传播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大众传播等课程。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比较新闻传播学》、《新闻理论》、《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等，主编《中国监督学大辞典•社会监督卷》、《企业报理论与实践》等，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他曾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九五”课题《中西新闻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现正主持国家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与操作机制研究》、复旦大学课题《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
“北京论坛2006”传媒与创意产业分论坛上，记者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童教授。一身深色装束，中号的浅色眼镜，在众多学者中并不是那么起眼。自始自终，童兵教授认真地倾听着发言者的演讲，不时地在纸上记着什么。
10月29日，上午8：40，在论坛开始前的间隙，童教授如约来到英杰交流中心的新闻厅。谈话中，时间过的似乎很快，一个主题还未回答充分，那边论坛便开始了，我们只好请童教授在茶歇时继续接受采访。
上午半场的发言结束后，童兵教授来到新闻厅外的坐席，一见到我们便对论坛嘉宾的发言连连表示“收获很大”，访谈也就以论坛的话题展开。茶歇中的谈话很顺利，童教授消瘦的脸庞给人以刚毅、睿智，而略带沙哑、缓急相间的话语又让我们感到分外的亲切。
“现在的媒体是低而不俗”
记者：最近，很多人包括业界和一些学者都在批评现在的媒介有低俗化和娱乐化的趋势，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童兵：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媒介低俗化了，“低而不俗”是比较准确的说法。我们只能说一部分媒介走得比较远，或者办报水准滑坡了，部分的理念有需要讨论和批评的地方。但是，多数媒体还是好的，我们的精英媒体还是保持着它们原来的风貌。我觉得如果所有的报纸都强调精英化，那就脱离了中国的人文环境，脱离了读者，失去了受众。
记者：对比外国新闻史，尤其是美国新闻史，您认为中国的媒体当前正处在西方新闻发展史中对应的哪一个阶段？
童兵：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日本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产生了大众化报纸，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读者市场，寻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那时候生产大众化报纸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高速印刷机的发明和普及、比较便宜的纸张，工人的工资有了一些保障，工作时间也相对减短，工人有时间来读书学习，广告业开始发展，靠广告可以来弥补报业的高投入。同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人们的劳动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流通对信息传达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大众化报纸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大约有80%到90%的报纸从政党报纸和政论报纸转化为商业化报纸。社会新闻和市场新闻开始成为报纸主题，议会斗争、议员讲话、竞选演说等只在少量报纸上发表，以国会议员为主要阅读对象，即所谓的“精英”。
这个过程当然不能说是媚俗，只是走向低端化。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报业进入了买方市场。我觉得这个阶段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晚了一些，大概在1986年以后。把这种变化简单的说成是媚俗，我觉得不是实事求是的，应该说是报纸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快速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报纸。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新闻改革的？
童兵：正确地评价这个过程很重要，我觉得中国的报纸还是理性的，它知道怎样去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包括文化品位的定位。一部分报纸走向不理想的一面是在市场经济以后，大约在1986年之后，我个人认为那时候的中国的新闻改革还是很健康的。
后来，却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位1992年之后市场突然放开，媒体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从报纸理念到办报模式，都没有准备好，光靠有限的订阅费，没有政府的拨款，有些报纸就无法生存了，在转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1996年之后。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新闻业的政策法律没跟上，有偿新闻等情况，在西方市场经济爆炸的时候都有过，但是，他们的法律比我们健全，界限分得比我们清楚。
报纸的定位分化最厉害的时候在2000年之后，政府的报纸转型比较慢，精英报纸很多继续保持原来的风貌，大部分报纸开始转向商业化，其中大部分在转型中还是比较健康的，低而不俗。
记者：但是还是有一种现象存在，大众接受这些媒体，但同时抱怨声又此起彼伏，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童兵：这要分两种情况，一是报纸本身占有市场不够，或者在改革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不够大胆，放不开，它做出来的内容老百姓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它又不做，所有会有抱怨。另一方面是市场化的原因，很可能是操作过于市场化，商业味道太浓。
当然也有记者的原因。在社会定位的过程中，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品位直接影响着媒体，记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
总之，我还是要强调，我们现在的报纸总体上是“低而不俗”的。
记者：当前大众文化日益依附于大众媒介的传播而求得自身发展，其本身也深深地打上了大众媒介的烙印。有学者提出大众文化“媒介化”的命题。您同意这一提法吗？为什么？
童兵：那倒还不是，比如会展、剧场等等都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依托。我觉得大众文化和媒体应该是“共荣共衰”的，媒体搞好了、平台建起来了，对大众文化会有促进作用，要是搞得不好就会互相受到牵制。所以它们是共同繁荣的，是伴侣、孪生兄弟的关系。
“媒体的兼并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在现代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网络正成为一支新兴的媒体力量，而同时平面媒体的发展似乎在走下坡路，尤其是报纸广告投放呈下降趋势。您对此有怎样的预测？
童兵：我以为，平面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媒体都有一个兴旺发达和不断衰落的过程。但是这并不像去年美国的几个教授预测的那么可怕，他们预测到2040年人们将看完最后一张报纸，报纸从此就消失了。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媒体总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时间的，关键是他们的角色能不能继续扮演下去。报纸在可望的岁月里面，至少还是会存在的。报纸有报纸的魅力，读报纸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这是看电视、看手机信息所不可取代的。它阅读方便，携带方便，成本低，容易保留，选择也快，有它特殊的魅力。这些魅力在没有媒体可以取代之前，它总是独家的，所以不要悲观。
但是，说报纸不会受到冲击当然也是不对的，尤其是年轻人，读报的兴趣和习惯正在慢慢改变，他们会觉得有手机就够了，上课也可以看；但是报纸不行，发出的声音太大。每一个时代的人，休闲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会不同。
我们要以正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广播和电视问世的时候，报纸都受到冲击，很多人都预测报纸会消亡，但是它最后不是都生存下来了吗？近代以来的媒体真正消亡的我以为只有电报一项。
记者：当前资本运营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媒体发展中，如兼并、跨行业重组等。您认为这对媒体的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您怎样来看待其中的利弊关系？
记者：兼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中国。美国有一个阶段就靠市场的兼并发展起来的。它的报业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一层一报，减少资源浪费。
媒体和政府结合在一起就是垄断，但垄断也不完全是坏事。就现在来说，有时候还是需要借助垄断的力量来促进新闻的发展，促进新闻开放，而不是减少信息的传播，减少公开性和透明。
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兼并是不可避免的。兼并后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益，可以减少同质化的竞争，财经类，时政类，教育类等可以互相错位，减少资源的浪费，集中优势把新闻做好。
当然，兼并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垄断缺少了竞争，如果民主进程走得慢的话，还容易造成新闻控制，阻碍新闻自由。
“对待创意产业我们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
记者：北京市政府已制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划，并提出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目标。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创意产业”这一新兴事物的？
童兵： 先说说昨天。我觉得昨天的学者讨论中，大家提出的意见尤其是外国学者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的。中国正以很大的热情投资创意产业，这说明中国政府是有眼光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中国来说尤其是。韩国、日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
但是，从反面来说，我们应当有风险意识。现在我们还缺乏必要的准备，缺少理论、知识、市场和物质各方面的的准备，对国际背景的理解也还不够，尤其是政策和法律都不健全。
另外，创意产业最终还是要走向国际化的，比如韩国主要市场在东亚。中国现在就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
外国学者的这些意见还是很有远见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要发展中国的创意产业，千万不可以盲目。
记者：那么您觉得在发展创意产业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童兵：政府首先要采取宽容的政策，创意产业需要一种突破常规的思维，同时各方面投入的成本都很高，在摸索阶段有时候甚至是高投入低回报，政府应当宽容。
另一个就是宏观调控，现在创意产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重复建设严重，这种后果是内部恶性竞争，没有去和外国人抢生意而是和自己抢，资源浪费，还很可能造成内部的腐败。这些都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记者：在昨天的讨论中，您提到受众的休闲需求，是包括内容产业在内的创意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那么具体应该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
童兵：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人们，一有较多的休闲时间，二有相当的支付能力去实现他们的休闲计划。他们有权利要求传媒生产有创意的媒介内容，并以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提供良好的休闲服务。今天，“读者是上帝”对媒介工作者来说，既是基本大法，又是金玉良言。离开了这个“上帝”，媒介工作者便会失去生存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受众的休闲需求，是包括内容产业在内的创意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尤其是对于媒介来说。
记者：那么您认为在发展创意产业过程中，中国的媒介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
童兵：媒介现在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创意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其次应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产业，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应当强调其风险，要提醒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另外还要推动政府的工作，政府不仅要投入，而且要从立法上，从政策导向上特别是公共文化政策上履行好宏观调控的责任。媒体在政策导向和监督上都要给政府做好参谋，在推荐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加强这个行业的监督。
我们的记者们也要补课和学习，每个媒体都至少要有几个记者成为创意产业这方面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