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其实是挺大的题目，借这个大题目我想谈谈我的理解。我女儿和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差不多大，我女儿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问我：“妈妈，你怎么总爱看一些郁闷的东西呢？”我想是啊，我经常有时候在饭桌上说话的时候也说一些郁闷的话题。她问完以后，我就想为什么呢？我觉得是有这种倾向，如果在非常欢乐的环境里面我不能呆很久，可是在很郁闷的、具有悲情色彩的环境下就能呆很久。我前一阵子看过一段非常悲惨的书，当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她的时候，她说现在不看这样的书，可是我就放不下这种书。我反过来问自己，为什么在郁闷的事情里面好象总出不来的状态呢？这可能是天生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经历，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持家，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回头看这些经历，除了天生的那部分原因，青少年时候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职业背景。我当了记者以后，这个职业总在提醒着我我该做什么。尤其是到了《焦点访谈》以后，在这样的栏目里工作，在和白岩松等一些同事为伍的工作环境中，在这样以舆论为旗帜的栏目里面，使得我越来越关注那些郁闷的事情，其实不光是我，白岩松刚刚在侃侃而谈中也能看出他的沉重。

我的职业，我所在的栏目就注定了我有这样的情感，而在这个栏目呆久了以后你就自发的形成了，慢慢的真的变成了一种自觉。当选择的时候是自觉，当坚持的时候也是自觉。我们《焦点访谈》的很多同事彼此都不认识，经常在镜头后面的，大家认识的就是白岩松。我特别想让大家认识我的一位同事叫做瞿长英，他是留着特别旧式的头发，当我们的台长审他片子的时候，他会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念给台长听，念了一段时间以后说：对不起，不是这张！而且一点不紧张，挺木纳、特可爱。就这样一个记者，他成为挖掘矿难事故真相的记者，他有的时候三个月播不出一期节目，原因太复杂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三个月不能播出一期节目，能不郁闷吗？他讲过一个细节，他说一走到中央电视台东门外看着那些来找《焦点访谈》申诉的人，就想为了他们就得坚持。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有同感，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焦点访谈》对中国舆论空间的开拓是一寸一寸的，环境在变化，我们的压力远远不是大家所看到的，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赏心悦目的节目呢？

有一年春节，都快过年了，我看见中央电视台门外还围着很多人，还没有回去，他们就心存着一个希望，就希望《焦点访谈》能传播他们的声音，为了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

所以，我想选择是一种自觉，坚持更是一种自觉。其实，人有很多天生的东西，天生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比如人天生的就会懒惰，人天生的就会散漫，所以人会用种种东西来约束内心，有些职业也是这样。有的职业正是应对着人的弱点和缺陷，这种职业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理性的约束，就体现出职业的自觉，比如说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靠什么工作呢？靠眼睛和嘴，那么我们的眼睛看向哪儿，哪儿就是自觉。如果任由感觉，当然就看到热闹的地方、堂皇的地方，任何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热闹的、锦上添花嘛。可是记者这个职业提醒着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去看那些公众视觉以外的角落里面、黯淡的、阴影的一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觉。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没什么见识，美国也没有去过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孤陋寡闻；但是还有一种孤陋寡闻就是对身边的事和人看不清，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人的生活状态都看不清。在中国当记者不知道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就很丢脸，这也是一种孤陋寡闻，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业更不能容忍的一种孤陋寡闻。

在这种情景之下，我经常在提醒自己，眼睛要看哪儿？能不能看到那些公众不能、不便看到的地方？如果公众也孤陋寡闻那是媒体失职，我们干什么了？我们也是凑热闹吗？我们能不能做点雪中送炭的事情？还有，我们的目光如果是天然的，随着自己的性格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周围，我们有没有一种遥望的感觉？我们经常做事，怎么那么缺少一种力量？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能不能把目光看的更远一点，让职业有一种遥望的感觉，使得公众在评价记者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群知识分子。

刚才说到某些记者的某些文字让我们觉得这是识文断字，简直在糟蹋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记者？这需要眼睛的自觉，我说什么、我眼睛看到什么、我嘴上怎么体现出自觉和约束，就是在我每天主持节目很具体的操作中我怎么来体现我对自己的约束。我现在语言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大家经常看《焦点访谈》就知道是“前30秒后30秒”，《焦点访谈》是舆论监督的节目，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比如说，我不在节目里说“必须”、“应该”、“要”等一些词，我尽量不说或者我决不主动说。我们拿到最初稿件的时候，到处都是这样的句子，我们的媒体经常这样，就是那种官话、套话，我有些就自觉的拒绝了。

我为什么不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媒体的语言，这不是一个主持人面对面和观众说话的方式，这是居高临下的一种宣告，它适合去播宣誓性的语言或者以播音员的方式去转述，而作为主持人直接和大家面对面的时候这样的语言会让人产生拒绝。我每次修改稿件把这些让我觉得很刺眼的语言去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做一种态度调整，我要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媒体和观众交流的态度，这是你的拒绝。

还有，在话筒前我尽量不说“最”这个词。为什么？我对这个词有一种拒绝的态度，因为当记者时间越长，我越感觉我们只能接近事实，我们有多少能力真能到达那个事实的真相。“最”是一种很简单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这样一种表达不但让媒体非常的简单化、肤浅，而且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最让我难堪的一件事就是明天为我今天的话题结束的话感到羞愧，我尽量让自己不要有这样的羞愧，就让我们说话留有余地。

还有我拒绝这样的说法，比如说：“观众朋友，提起北大你可能知道，提起这个讲堂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吧？”这种电视经常用于广播电视上，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这种语言经常出现在广播电视上，“提起安徽你可能知道，但是安徽两个字的来历你可能就不知道了。”这类的句子我也是拒绝的态度，我仍然觉得这不是文字编辑上，这是特别典型的低估观众。媒体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有些话语权嘛，我们的受众真是藏龙卧虎呀，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知道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高估受众呢，至少也是在平等的角度上。这点我特别欣赏崔永元，他和观众默契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和观众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沈力老师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她的实践可以作为我们一字之师。比如说她曾经改过这样的稿子：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位观众认出了我，跟我说怎么怎么，这是原稿子。这对今天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没有什么：是啊，我们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沈力老师轻轻改了一下，变成“有一天我走在路上，遇到一位观众”，这样看出了尊重。沈力老师还改动一次，原话是“我们节目想采访刘晓庆，并和她联系，她答应了。”沈力老师改成“我们和晓庆相约几号几号，她答应和我们相遇。”大家琢磨一下：相遇、相约。

我还拒绝一些说法，就是媒体的陈词滥调。有一段时间，打开电视一个频道、一个栏目都是这种语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说说关于车；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房地产怎么怎么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都上大学了等等。这些话没有什么毛病，但属于陈词滥调，这也是一种我千方百计避开的一些说法。当然，我说我的眼睛、我的嘴都尽量在工作上体现出一种职业，也可能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说：你在节目中不是也说了“大家要”、“大家必须”吗，我告诉大家：那肯定不是我自己说的。

关于记者节，我们前一些日子做了特别节目叫做“记录中国”，和崔永元一起主持的，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说这期节目绝不能在那儿抱怨记者的辛苦。是的，谁不辛苦呀，工人不辛苦吗？农民工不辛苦吗？你为什么要干呢？肯定有让你满足的地方，让你喜欢的地方，特别的报自己的辛苦也显示出我们电视人很容易自恋。所以，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在这个节目中不要出现这种色彩，而是要表达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满足，我们欣赏这个职业，否则为什么要做这个职业呢？ 那是因为，这个职业给人带来享受感，给人带来精神满足。

（敬一丹：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播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