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川：我看新闻的严肃性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是记者节，其实我当了27年的记者，没过过记者节。我觉得对记者来说最好的节日来说就是你给我最好的大型的新闻。今天11月8号，中国青年报有一个整版的报道，就是记者节不再分记者，这也是我们特别报道部独创的一个报道。还有一种现象，叫做新闻的娱乐化，太不严肃的这种状况是不值得尊重的，我想用10分钟把这个问题阐述出来。
我们过去常说严肃媒体和娱乐媒体，严肃媒体并不是说整天板着面，都是一些言论的正声，在座的我的老朋友敬一丹老师恨我半辈子了，她前半辈子基本不认识我，后半辈子都用来恨我。我曾经说过，中央电视台一般长的不太漂亮的主持人会说“人话”，敬一丹就是其中一个。她说我说的话太狠了。
我觉得电视最好的语言是“说人话”，就是《东方时空》说的话。严肃性是对新闻事实的严肃性。但是现在新闻慢慢充斥着娱乐化。新闻表现形式的娱乐化是它新闻态度的娱乐化，就是对新闻的态度不够严肃，对新闻事实不够严肃。现在很多娱乐化的报纸，比如有一次英达到成都去，下了飞机，有记者提问，请问英导对成都三陪有什么看法，他说成都有三陪吗。第二天媒体人报道说：英达问成都有三陪吗？第二天记者再采访他，说英老师，您对成都的三陪有什么看法？英达说没有见过三陪，无法评价。第二天报纸又报道：英达说成都没有三陪。
我跟我们的记者讲，你进了媒体的门，你进的是严肃媒体，就是我对新闻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对新闻的态度必须是严肃的，而不是娱乐化的。我要批评的就是这么一种现象。
现在我们很多播音员和主持人说话咬舌头的后半部，诚心不说清楚，这也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我送给大家一句话，要做记者需要有自己的职业追求，我干一行，我不止是为了吃饭。当然《中国青年报》有一批这样有追求的人，我们有一个部门，大家可能知道，不久前刚进了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应该是四年前毕业的，他“我们北大的人终于在部门上的人数上压过清华的人了”。大家对记者感兴趣，应该是对新闻感性，对这个职业感兴趣。我主要的观点陈述完了，谢谢。
提问一：您怎么看我们电视行业的呢？
陈小川：我到中央电视台是为了有中国青年报的广告，这个广告特别贵，按秒算。电视挺让人羡慕的一个行业，敬老师说了好多语言的忌讳，我听了挺感动的，以后我也尽量注意了。但是可以形象化，如果我想表述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吃饭用的是粮票。
提问二：在现在新闻界对于大学生来说，在职业规划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定位以及与现实差距之间的平衡点，另外新闻人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大学中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以及新闻方面的专业能力？
陈小川：谢谢。如果当记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爱这行。职业规划是这样的，记者这行不是很有钱的行业，也不可能有钱，有一次我去奥运会前去了一趟雅典，雅典的人给我似乎不太喜欢祖国的感觉，他们罢工，不干活，后来第一批复工的人说工会凭什么让我们今天上班，然后让我们把钱包、钥匙都拿出来，我说我没有钱包，他说你怎么没有钱？我说我是穷人，他说为什么是穷人？我说我是记者。所以要选择这个职业就是得喜欢这行，其实这行提供给自己的满足感要困难得多。记者节少说辛苦，在座的没有不辛苦的，老师不辛苦吗？前面拿摄像机的小姑娘不辛苦吗？
提问三：陈老师您好，我是《世界儿童》杂志的记者，我们有好多小记者对记者这个行业都非常憧憬，希望将来能成为真正的记者，那么您对他们有些什么寄语呢？
陈小川：我曾经在清华有一个演讲，就是关于青年教育的，我觉得想成为记者的人，实践比读书更重要，我去山东大学的教授，我在讲课的时候同学问我们怎么像您那样？我说你们还早，你们18岁的时候有那么好的教育，你们不可能重新回过去去种一次地、挖一次煤、当一次兵，而且真的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体会到心境。我看《今天暴风雪》的时候在沙发上抱头痛哭，那时候我女儿三岁，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体会到人的极限到了撑不住的时候，所以人只有先读书，如果想当好记者，就多听一丹老师、岩松老师，他们会把好的经验告诉你们。
提问四：我以前是记者，后来新闻单位要企业化管理，我觉得机会来了，可以到更高的平台上去做，就跳槽了，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所以之后又去学习了。我想问您的问题是：经过我的经历，我发现记者之间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原则不变的情况，又大量招聘人员，这种内部的体制会不会改变？最长会有有多少时间？
陈小川：千万别拿自己的事，觉得太伟大，太神圣，他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事，体现的我们的人文追求而已，然后这个台阶那个台阶、新闻体制什么的，大家都是在一个平台下做，为什么有的电视节目好看、有的不好看，我不愿意说环境好象多限制人的发展，老觉得一上去就是悬崖，人家怎么不这样说，同样的管制，任何国家的新闻都不可能，任何新闻自由都是有前提的，哪个公司都有前提，我就不爱听我们单位领导特别不重视我，我说凭什么重视你呀？观众还十好几年不重视郭德刚呢。
（陈小川：《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