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时间是7:00整,他们6:30就必须起床。

他们的驻地有个20平米左右的进门大厅，放着几张桌子，平时用做会议桌、工作台，三餐时间就是餐桌。天热的时候他们可以端着碗，站着或圪就着在院子里露天吃饭。这几天冷风嗖嗖，他们得呆在大厅里，不过风还是不断地冲进来。

7：00钟，他们20多人坐上17座的班车，从县城驻地奔赴大堡子山考古发掘现场。

师生们从驻地出发

当地的许多老百姓都知道这支考古队，尽管这些常天奔波在野外的人，雨淋日晒，猛一看和当地农民没有区别，可那些20岁左右的姑娘小伙子确确实实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而年长的几位身手透着文人气的肯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如果不是因为大堡子山，甘肃礼县从来没有一下子来过这么多的北大师生。

大堡子山在甘肃礼县城东13多公里处。行政区划上属于永坪乡的赵坪村。说是山，实际上是黄土堆积的大梁峁。发源于天水市齐寿山的西汉水,由山涧的泉流,一路前行,在礼县境内成为一条从东到西蜿蜒曲折的白色玉带,在礼县东13公里的地方,接入由北而南的永平河水逐渐折而南下。大堡子山就位于这两条河流的交错处。

大堡子山地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陆续发现了秦人祖先的墓地陵园，疯狂的盗掘活动也持续不断。为了进一步抢救文物，促进秦文化的研究，2004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申请了早期秦文化研究和发掘项目，并陆续展开工作。

2006年3月，五家联合的考古队将重点目标集中在大堡子山。这个决策的结果是，北大师生与兄弟单位考古人员一起，发掘出长达107米、宽达25米的秦人大型宫殿类建筑基址，更为难得的是发掘出一座大型青铜乐器祭祀坑，出土三件大型青铜镈钟、八件甬钟、三件铜虎以及九件石磬。

挖掘场面

这个重大发现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众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发现足以列入今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但是与外界的热烈反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考古工作人员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挖出什么东西，而是科学地开展现场作业，详细地记录发掘资料，并随之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北大教授赵化成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这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早秦文化研究专家，质朴、随和，说话语调舒缓。听他说话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或者好像他自己不是其中的参与者一样，可是他确确实实是这次轰动性发掘的总负责人。

同学们在田野踏勘

考古工作说起来容易，工作却异常艰辛。这些读了多年书的知识分子敏锐到可以从一块陶片，一件铜器，一块夯土，甚至老乡的一句漫不经心的唠嗑上，嗅出几千年的文化气息。但一个遗址的发现，却意味着方圆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徒步踏勘。他们循着历史典籍的模糊的记录，漫山遍野去寻找历史的痕迹。

徒步还必须规范地采取之字型的路线，这样就不至于让重要的线索漏网。直到如今，在考古工作中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代替这种原始的交通方式。即使找到了线索，为了准确定位，他们必须用传奇的洛阳铲，在田地中一个接一个打孔，探明土层变化，判断大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复杂关系，判断文化遗址的准确方位。探孔的疏密度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但是通常一打就是成千上万个，覆盖相当大的范围。在大堡子山他们已经钻探了150万平方米的范围，偌大的山头几乎浑身是眼。

 一旦确定了挖掘目标，就需要划定挖掘的范围，并合理布置探方。探方的大小和文化遗址的保存环境、方位等有密切关系。像大堡子山这样的黄土堆积的地带，通常采取的是5MX5M规格的探方。探方确定，工作人员就可以真正开始挖掘工作。

你要是以为，这种挖掘简单地像刨坑取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挖掘和削苹果皮没有区别，有时简直是一丁点一丁点往下抠，目的是防止破坏土层关系，或者造成遗存的损伤。五六米，有时侯两三层高的土层，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揭开。只是揭开不行，每个探方内的土层关系需要明显标志出来，每个土层的任何一点文化遗存都要小心地清理出来，并且详细地加以记录。任何异常的发现都要及时报告工地指挥，重要的必须交给领队集中专家共同商量对策。此次编钟乐坑的发现就是从北大教师韦政在清理一个盗洞时发现一小块暴露出来的铜器耳朵开始的。随后领队安排集中目标发掘，一整套十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钟就陆续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北大的20多名实习的学生就是按部就班地学习这些田野操作的规矩的。考古人喜欢说“规矩”两个字，透着对老一辈的尊敬，对青年一代的严格要求，透着对考古职业的自信。学生们虔敬地接纳了这种感受。

此次发掘，学生们的实习内容主要是建筑基址的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如今一座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建筑地面的横向轴线有十三块柱石的宫殿基地址，已经全部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专家们考察后认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处早秦建筑基址，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得初次走进田野实习的学生们颇有参与历史大发现的成就感。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实习课从考古系设立开始就有了，一直延续到现在，每一届学生都要在三年级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田野实习，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真正把课堂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事实上，这个田野实习课，不仅帮助同学们完成了从知识到技能和智慧的飞跃，还促成了多次重大的发现。2003年的周原考古是这样，2006年的大堡子山考古也是这样。

发掘现场上课

对学生们来说，这个学期的生活是很苦的。在北京的北大校园里，住宿、吃饭、洗澡、购物、借书、自习等一切活动都那样方便，而在这个偏僻的国家级贫困县里，一切都成了问题。废弃的旧楼，暖气不热；吃饭没有太多的菜可以选择；澡堂是临时改造的；没有图书可以借；没法随便上网。他们长天暴露在野外，皮肤都晒得发黑、干糙、脱皮。营养结构被打乱，再加上劳累，很多人都迅速消瘦。

但同学们的情绪一直保持在兴奋状态。在天做穹顶，地做地板的大教室里，他们充满了新奇的体验。

在挖掘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碰到疑问，碰到错综复杂的土层关系、遗存关系，需要调动大量的知识去加以梳理和判断，这种历史之迷，充满了诱惑。从早到晚，他们把土层像薄薄的日历一样一页页倒叙着翻去，历史在他们的铲子下变的可以触摸，变的亲切真实。来自香港的黄伟诗描述考古田野考古工作感受说：“你可以真实地和几千年前的东西打交道，这很神奇”。

同学们在野外，还更细腻地感受到了老师们对学生的关爱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杨哲峰副教授，是实习的业务指导老师。他坚持和学生们一起作息，在工地上，同学们的几十个探方同时在进行，他一面要不断纠正同学们的各种错误操作，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还要协调整个工作的进度和配合。当探方进行得足够深的时候，他就爬上爬下，大约相当于在早秦的大房子上爬上爬下了。同学们看着老师耐心的样子，重复性工作的懈怠感也就自然消散了。李飞是三年级的本科生，他说：“只要老师们能坚持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能。”

考古队的副领队王辉，是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但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北大校友。这位几天前刚刚获得日本大学考古学博士的考古界的“少壮派”人物，生活中谈笑风生，诙谐开朗，一投入工作却一点不含糊。这位曾领队发掘过敦煌佛爷庙遗址、武威塔儿湾遗址和大堡子山等重要项目的学长，是学生们理想的“兼职教授”。

不过，在工地上，最让同学们感叹不已的还是已经五十多岁的赵化成教授。

联合考古队队长赵化成教授在演讲

最让学生们受教育的是：宫殿基址上刚发掘出三个柱石的时候，赵老师让三个学生站在暴露的三个石块上，站成一条线，然后很快地又按照相等的距离，探出后面的10个柱石，让每一个位置站一个学生。13个人站成一个历史建筑的13个柱子，仿佛这个宏伟的建筑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时刻，大家意外地看到：赵老师神情激动。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时刻，考古学的魅力就在这里！”

赵化成197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7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成为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弟子。据说，余先生对他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建议他选择周秦汉作为研究方向,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和他的家乡陕西有着直接的历史因缘。

赵化成没有辜负先生的期待，在读硕期间的1983年，他就作为骨干成员参加了甘肃毛家坪早秦文化遗址的发掘。尽管大量的田野工作影响了毕业论文的撰写，他的硕士由三年变成四年。但凭着扎实的积累，他的论文《甘肃东部秦和羌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得到了教授们的好评，他自己也迅速成为早秦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

在工地上，赵老师要制定发掘计划，规定发掘进程，对发掘的成果进行迅速的学术判断，给学生们讲课，还有大量的专家、官员的考察，需要他来迎送。学生们都知道，赵老师曾经是经受过大病考验的人，但是他面对学生从来都是满面笑容。每天收工的时候，赵老师总是最后检点工地，走在回家队伍的最后面。每天起床的时候，赵老师房间的灯也总是先亮。

转眼间三个月就过去了。如今，天气变冷，已经无法开展野外作业。学生们将利用12月底前的时间，从事室内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归类。他们将圆满结束他们的实习生活，成为一名合格的北大考古系毕业生。

他们的老师还将持续这里的工作，直到这个项目的结束。赵化成教授说：这将是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