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刘凤鸣，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北京大学法学院），1996年加入微软公司，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走进位于现代汽车大厦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明显嗅到了美国式白领工作环境的轻松自由。在这种令人舒适的氛围中，一个西装革履、儒雅平易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就是我们今天“面对面”的主角——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凤鸣先生。

单枪匹马挑战美国法律

刘先生在美国完成法学博士(JD)学业准备参加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但华盛顿法律规定，非美国常住居民禁止参加此类考试。基于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刘先生对这项规定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于是就在华盛顿州立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几经周折之后，法官终于裁定只要他考律师职业资格（BAR）成功，就能获得永久职业资格。后来基于这个判例，华盛顿州的法律废除了这条限制规定。

谈到这串单枪匹马挑战华州法律的经历，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其实，挑起这起诉讼的初衷是由于我想试验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如它所称般的公正，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它给你什么权利，你就应该试试它。你不去行使它，你去抱怨，这是没什么意义的。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华盛顿州法院的法官是否会听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辩白，但结果是我成功了，而这也改变了这个制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种改变，就是人的价值所在。”

法律学术生涯的烙印

结束了JD的学习，刘先生又攻读了法学硕士学位 (LLM)项目，继而攻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方面的PHD学位。多年的法律学术生涯给刘先生的思维习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法律人思维的核心是critical，正是由于这种习惯，他们能发现很多问题。正如我在公司做法律顾问，会针对客观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能不能解决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发现了疑点，就多了一项改进方案。美国法学院的教育在这一点就非常好，更关注你对一个案例的分析过程，而并不强调结果或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

“当初来微软前我是在一家航运公司，选择从律师到公司的角色变化也是由于在与客户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事我做会比客户做得更好，因为我对情况比较了解，相关的法律问题掌握的比较充分。因此，法律知识也是相当重要的。”

有一天我还是愿意做个学者

刘先生在出国之前就想归国投身学术界，但戏剧性地却在实务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很多海外学习法律的中国人不同，刘先生还读过一个哲学博士（PHD）。，但刘先生的个人履历表上的学位一直是哲学博士侯选人（PHC），距离PHD仅仅一篇论文之遥。这篇博士论文就真的如此难以完成？
   
刘先生的回答是：“当时我有一个老师是专门的日本法专家，他曾与我讲，学生在学习时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想让人指导某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其实你写的这个GATT方面的东西，我们都没有你了解的多，你已经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了。我们看的只是你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所想不到，或者你的表达方式是独到的,甚至你所写的对不对我们都不太清楚。于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不能从这篇论文中得到更多的知识的话，那我把它做出来还有多大意义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律师的工作比较忙，正像一句圈内话讲的，如果一个律师在工作期间有精力写一本书，那他一定不是一个成功的律师。时间过于紧张，也使得论文一拖再拖。当然，遗憾还是有的，有一次华盛顿大学的校长还曾与我提及此事。毕竟自己做了那么多工作，放弃还是有点可惜。我曾经想，有一天我还是愿意做一个学者的，因为它可以自由而理想化，而不受太多现实的束缚。”

微软，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刘先生是微软公司的六朝元老，一直是总法律顾问，负责法律和社团关系、政府关系等事宜。当初刚加入微软时是1996年，正是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谈起那时的感想，刘先生兴奋地说，如果做律师的话，没有比微软更好的选择。我们知道，微软是新经济的产物，遇到的都是最前沿的法律问题，而且微软的霸主地位也经常受到业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挑战。微软的八年经历给了刘先生一个更新的视角来看待知识产权问题。
   
    他认为，知识产权不单单是法律问题或者经济问题，他还涉及到社会，心理等诸多问题。作为一项新技术，人们开发它的一个基本原始动力就是能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能鼓励创新，才能保证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但中间容易被人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保护知识产权提的太多了，或者我们保护的是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例如当下比较流行的外包开发问题，中国软件业在这方面做的文章比较少，因为如何让外国软件放心把外包工作交给你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原代码被窃取，这是个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在谈国际化，那么真正国际化之后到底应该以谁为标准呢？是中国，还是世界？这也是当前知识产权法律应该解决的问题。

横跨太平洋的决定

从北美最秀丽的居住地西雅图回到首都北京，这个横跨太平洋的决定自然是我们问题的焦点。谈到归国问题，刘先生显得很兴奋，他说：“离开西雅图回到北京，我会感觉失去了为之生活的地方；但离开北京回到西雅图，我会感觉失去了一个为之工作的地方。从做事情角度来说，没有哪个地方比回国更有意思。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腾飞确实为世人惊叹；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我能找到归属感，我能真正参与到一些活动中来，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乐趣。人生，只有参与你才会感到充实。”
  
“这是我第三次回国，每次回国的感觉都不一样。在美国，周末我能完全脱离工作过一个假期，但在国内，周末如果没有哪个员工给我打电话我会感觉很不正常。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我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只是纯粹的享受生活。”

成功没有统一标准

说到成功，刘先生的回答颇出人意料：“其实很难定义一个人是否成功，从在美国这么多年的求学经历来看，我学到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模式来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不是从法律或道义上说，而是一个做事方法的问题。毕竟各人趣舍万殊，那么事实上成功就是自己是否觉得我在这一生中做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有些甚至是很小的事。例如，我在微软曾作过一个社区服务的项目，内容是为边远山区的学校捐助电脑，当时我们选的是甘肃定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事后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在微软做的最成功的事。”

“而且，每个年龄对成功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十年前我是个老师，当时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教书。如果你那时问我什么是成功，我会告诉你，要专心学术，著述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十年岁月匆匆而逝，会发现自己离原点很远。所以，现在我思考的可能只是在近几个月或一两年之间作什么事，太远的就不会想太多。人生有许多事要反过来看才明白，或许成功也是这样。”

北大，那些和照片一起收藏的模样

谈起对母校的回忆，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想起北大，就让人想起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比如龚祥瑞老师，当时我们都很尊敬他。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老师，很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的程序正义思想（DUE PROCESS）的启蒙就是缘于他教的诉讼法；陈兴良如今已经是著名学者，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李克强也是当今党的领导集体中开拓进取的一员。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国家做出许多贡献。”
   
“当初我来法学院时并不知道法学院教的应该是什么。但四年之后我发现，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真的教会我很多。从这个方面，我是很感激当时的老师，尽管他们教的具体法律条文在我脑海里已渐渐模糊，但北大法律人的根一直深植在我的心中。”
   
走出微软的大门。晚风依旧拂柳，街头依然嚣熙，刘凤鸣先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半生风云依旧在脑海中回际。正如他所言的，20年前岂能料今日会身居微软？

人生如梦，逆睹亦非寻常，难料的又何止世事？唯不变者，恐怕只有深藏在北大法律人心中的一种精神。

    气质也好，骨气也罢，总之，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伴他前进！（文/马正 ）

编辑：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