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徐星， 1969年出生于新疆，1992年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获得学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中生代恐龙化石及地层学的研究。

徐星已发现和命名恐龙新属种达20余种，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有效属种最多的学者之一，有关恐龙演化方面研究被誉为引发了这一领域革命性的变化。他发现的四翼恐龙被认为是和德国的始祖鸟一样重要的物种，有关成果被誉为鸟类飞行起源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并入选美国大学生物学教材。

1997年以来，徐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16篇发表于著名的英国《自然》杂志（14篇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他的成果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10大新闻；2003年获振邦杯中国十大科技进展。2001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1年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丰田计划”，成为全球11位入选科学家之一，也是亚洲的唯一代表。

提到恐龙，也许大多数人脑中立即浮现的是《侏罗纪公园》中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庞然大物。而徐星更关心的，却是那些身材小巧、长着羽毛和翅膀的小恐龙们，有一天，它们或许会揭开从恐龙进化到鸟类的全部秘密。

无心插柳  结缘恐龙

对读研以前的徐星来说，未来像一条不确定流向的河，存在着许多种可能，但似乎每一种都和恐龙关系不大。

上中学的时候，徐星喜欢的是物理，在“感兴趣”三个字前，他特地用了一个副词——“特别”。遗憾的是，北大当年在新疆不招物理专业。于是，他被分配到地质系，在古生物专业“安家落户”了。

尽管生活似乎已经给徐星买了一张终点站是古生物学的“火车票”，但他仿佛并不着急，仍想看看沿途的风景。大学期间，他的兴趣又转向了哲学和经济。马克思的大多数著作都被此刻的徐星研读完毕，其中包括绝对大部头的《资本论》；甚至还摩拳擦掌地准备报考经济类研究生，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推荐到中科院北京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的名额，恐怕徐星真的要到经济学领域施展一番拳脚了。说起这次决定未来人生长河流向的选择，徐星有些轻描淡写说：“一懒，就来了。”

因为“懒”也好，归结于某种奇妙的缘分也好，无论如何，徐星已经开始了与恐龙的交道，随着对专业熟悉和学习工作的深入，他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一行。

没有浪漫 但有深情

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这个假说，目前已经得到大多数生物学家的承认，但如何一一还原从恐龙到鸟类的进化过程中缺失的各个环节，却是古生物学家们面临的棘手问题。

1997年秋天，身为“辽西野外博士队”成员的徐星在一堆凌乱破碎的化石中发现了动物的骨骼，并看见了一个弯曲的大爪子。经过深入研究，徐星在化石上发现了分布在四肢附近的细丝状结构，这为鸟类羽毛的起源问题提供了解释的可能，为了纪念这个意外的发现，大家把这件化石命名为“意外北票龙”。

1999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的一篇关于“古盗鸟”的文章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个鸟类化石的前半部分是具有很强飞行能力的鸟，而身体的后半部分却长着一条恐龙的尾巴。“古盗鸟”被称为连接恐龙和鸟类中间一个“缺失的环节”，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一个月后，到辽西出差的徐星发现了小盗龙的标本。这种只有40厘米长，会爬树，形态与鸟类十分接近的小恐龙为鸟类的“树栖说”提供了有力证据。而奇怪的是，这条小盗龙的尾巴，却被安在了美国的“古盗鸟”身上。在徐星的告知下，《国家地理》调查并纠正了这个“龙尾续鸟”的闹剧，美方把这件“辽宁古盗鸟”标本无偿归还中国，现被保存在中科院古脊椎所的标本馆内。

然而，生活并非总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在更多时间里，徐星需要面对的，则是漫长的野外考察和不会说话的资料，艰辛的寻找总多过于发现的惊喜。既然选择了科研工作、选择了古生物，当然能够预料到其中的枯燥。提及此，徐星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个传统的婚姻，或许并不热烈，或许缺少浪漫，但天长日久的相处同样积下深厚的感情，而枯燥乏味也就消失无踪了。

运气与汗水铸就成功

“中华龙鸟”、“意外北票龙”、小盗龙……与这些革命性的发现相比，徐星显得太年轻了。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徐星说了两点：一是运气，二是汗水。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爱迪生的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恐龙的研究发现中，运气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显然是大量的辛勤劳动，后者能让人在运气来临时敏锐地感觉并抓住它。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徐星坦率地承认，由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研水平总体上也和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因此，科研人员的训练和基础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包括古生物在内。不少学者可能还没有完全掌握国际上最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这样就谈不上做出一流的成果了。“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首先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还需要和国际接轨。在这一阶段，必须要学会用西方的思想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徐教授强调，语言能力成为研究中十分关键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英语，还包括母语，此外对文献的理解能力和科研成果的表述能力是很重要的。

既然古生物学的研究是在为一个个假说寻找证据，那么，这些证据有支持先前假说的时候，当然也就有推翻假说的时候。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徐星的反应有些像侦探——正视证据，直面接受，“这是一个好的科学家的素质”。

与寻觅恐龙的蛛丝马迹相比，和人打交道反而让徐星觉得更加复杂。科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有着不同习惯、不同性格、不同知识背景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各种意见的碰撞自然是家常便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确实有些伤脑筋。但徐星话锋一转：“这可能是一个人能做成一些事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我们大学里的学生最容易忽略的能力之一。”

寄语北大学子

最后，记者让徐星为在校的同学们说几句话，他的话一如他职业的严谨与实在：“从小事做起，从吃亏的事情做起，不停地做事而不是不停地想象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是贵在坚持，选定方向后不要轻易更改。”（文/黄冰如）

编辑：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