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8日，德国汉诺威CeBIT展会上，中国参展商的产品因涉嫌侵犯意大利Sisvel公司专利遭搜查并扣押。4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诉讼, 指责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和图书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接连发生的诉讼案让国人不禁自问：中国的知识产权到底怎么了？

    4月21日上午，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北大校友刘振刚在英杰交流中心做了“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专题讲座。该讲座由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主办，也是北大知识产权研究会第二届知识产权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刘振刚以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为切入点，探讨了北京专利的发展状况，并谈了自己对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看法。

从高实用性看中国专利使用的误区

认识专利，首先要明确专利是什么。刘振刚认为：在创新上，专利是技术和方法，而不完全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在法律上，专利是权力和资格；在财产上，专利是一种无形资产；在经营上，专利是经营者的手段和策略；在形态上，发明专利更能体现一个国家发明创新的能力。

许多国内企业面临的专利困境主要是由对专利性质的认识不清甚至忽视造成的。刘振刚认为，在现代国际社会，专利作为资格和权力的作用日益明显，而拥有科研成果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专利。

刘振刚局长分析专利的功能时谈到：“美国所有专利中大约只有5%有商业价值，而我国专利商业转化率高达60%~80%，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过分在意实用性，浪费了很多创新的可能。”

我国大多数专利是为了实际应用中的需要而申请的，而发达国家则因申请专利而使用专利。刘振刚认为，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创新，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实用价值，但是专利有防御功能和封锁作用，看似无用的专利却往往可以将对手挡在竞争的大门之外。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忽略了专利的遏制、防御等功能，在国际竞争中就难免成了被排挤的一方。

此外，对于专利申请的泛滥不加筛选，隔膜化，神秘化，过分荣誉化等认识不清而造成的误区，也是阻挠中国专利在体现本国创新技术水平，保护专利拥有者权力的重要原因。

“非自然”成长的中国知识产权

中国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意识与西方有很大差异。知识产权是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的一整套制度，对中国来说，它却是改革开放以后受迫被催生的婴儿，他短暂的童年和缺失的少年带来了重负的成年。”

成年的重负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发展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国际知识产权正向“从宽从严”的趋势转变。“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更宽、要求更严，最近还提出禁止‘隐性侵犯产权’的新条款，这无疑又是对中国的挑战。”在这种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中国面临多起海外诉讼便也不足为奇了。

另外刘振刚也强调，在国际贸易日趋知识产权化的今天，专利行政管理人才在中国还很欠缺，在专利已经偏离初创时的质朴本质的现代社会，没有不把专利当作经营策略的企业难免遭遇风险。

保护知识产权：疏堵与文献兼用，法律和政治并举

以查抄禁毁的方式来保护知识产权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固然能起到作用，但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复制和仿制在西方也曾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方法，并且和犯罪一样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反盗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将硬性销毁和软性教育结合起来，疏堵并用。”而社会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全靠司法打击，国家行政部门也要主动出击，提高有效性。

在专利问题上，他呼吁国内科研人员和企业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及时了解国外最新的专利申请情况。他说：“专利文献是创新的结晶。它不仅是技术材料，还是技术方法和经营策略。有调查表明，研究专利文献可以节省40%的科研实践和60%的科研资金。”

刘振刚指出，在当前的全球经济语境下，专利已经不单纯是法律事件，更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专利纠纷往往落实在法律层面上，加强国际的沟通协作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保护国外企业知识产权的有效方法。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