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的话，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我们该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和智慧的资源去面对这样充满风险的时代？9月4日下午，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以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创者而广为学界熟悉的乌尔里希•贝克，在富有文化标志意义的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开始对自己的学术理论进行详细的阐释。在他德国风格的严谨和思辨语调中，200多名北大师生进入对当代世界发展状况的理性思索。

贝克教授为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他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先后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产生广泛世界影响的理论，其代表著作《什么是全球化》、《风险社会》、《自由之子》、《反思性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政治》等, 都广为人知。仅仅在中国就有他的十本书在销售。北大教授陈洪捷在主持报告会开始，便介绍贝克教授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贝克教授在演讲中首先介绍了“全球化”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整个国际贸易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关系日益紧密。针对这种状况，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问题。也有人从科学的角度支持全球化，这样的人多半来自历史和经济学领域。但是这个阶段没有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没有爆炸性的特殊事件的发生，因此人们对全球化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还没有视其为重要问题。

第二阶段为20世纪下半叶。大量的经验性数据说明，世界建立了无所不在的相互联系。我们可以追问的是，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贝克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西班牙外长在政务中会面临这样窘迫的情形：一条意大利的船，在西班牙船长的领导下，前往调查朝鲜的小船，小船上的船员是俄国人，在非洲的海岸把几个巴基斯坦人运到西班牙。另外一个例子是德国的移民城市斯图加特。这个60万人城市，生活着20万外国人，幼儿园中有40%是外国孩子，存在来自170多个民族的120种语言，城市中有一半婚姻是国际联姻。贝克认为，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内在的全球化。从国际上说，越来越多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各类的行动者，跨越民族国家展开活动，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如人权等广为接受。

在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公民权主要是民族国家来保障的，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民族国家在对内和对外往往会执行方向相反的政策，法西斯政权表面上用堂皇的语言保障人们的权利，实际上却是伤害和屠杀。

贝克在对上述两个阶段作了批判性分析后明确指出，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不是一个宏观的、漂浮的印象，而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贝克希望通过他的概念表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大家不是被一个个集中箱分割，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状态正存在于第三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开始于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历经着一个认识论上的转化。这个阶段存在一个悖论：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但事实上，这种视角已经无法解释目前的格局，社会学也必须面对特殊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一切已经密不可分，那么社会学的研究单位是否需要重新明确？民族国家的视角仍然可以作为直接的选择，但是对象已经很模糊了。

整个20世纪的社会学是在社会福利主义的想法下产生的，所以社会学把民族国家的意义、方法纳入研究规范。使得“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成为现代社会学中的热点问题。这样，一方面是主权和政治经济的融合，另外一方面则是社会学行动者中有很多不相容的主体。这就意味着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从这个死胡同走出来，贝克引入这样的概念“社会科学中的世界主义”。

为了厘清概念上的混淆，贝克教授认真解释了几个与之相近的概念。

世界主义不同于普遍主义，因为普遍主义是要消除不同，要从平均的最根本的价值考虑问题，但这样就消除了特殊性。比如，普遍主义的逻辑可以得出，真正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真正的女人不是女人，这样不可思议的结论。不仅如此，普遍主义还忽视每一个特殊性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启蒙运动中看到普遍主义的存在，而启蒙也不过仅仅是欧洲的特殊经验。从世界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应该考虑不同的普遍主义。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应该区分开。民族主义总是将某些价值标准化，同时和外界划清界限，对内部寻找平等，对外强调差异，并且具有不可预测性，可能表现文明，也可能十分野蛮。民族主义时常通过宣布他人为野蛮人来给内部带来稳定性。世界主义认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对内外的态度一样。世界主义认为多种宗教不是威胁，而是更富于创造性。

世界主义和后现代的个体主义也不能混淆。后现代强调支离破碎的东西，过分强调人们之间的不可交流和不必交流，这种态度不能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世界主义有可操作性吗？贝克教授确信这一点。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都是世界主义的组织。在世界主义的格局中，越是有独特性，越是得到尊重。在当今世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再次种族化和民族化的现实，但是仍然应该推行世界主义的方法，需要重新梳理阶级、平等、统治等概念的内涵。

比如统治。国家与全球化社会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权力游戏的规则。尤其是经济力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越来越轻视国家权力的存在。那么，世界经济的原权力游戏的基础是什么？事实上，投资者通过“不”这样一个否定的态度，就构筑了一种权力，这是通过不占领实现的，和原来的暴力规则形成对比。

那么，在这样的世界社会中，国家、行动者应该紧密合作。中国在面对SARS时的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盟作为世界主义的组织，也成功地在欧洲化敌为友，不同的主体在共同的法律基础上实现了紧密地合作。

世界主义显然既反对自治的民族国家的幻想，也摒弃了建立最小的新自由义国家的意图，同时拒绝了世界共和国的诱惑。

贝克教授的演讲最后回到学科范式的主题上。他说：社会学受制于其学科发源的地方——民族国家。但是21世纪的必须重新考虑社会学的基础，这不是欧洲原本的浪漫普遍主义，也不能像沃勒斯坦或者鲁曼那样的多元普遍主义。这是贝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确信无疑的。

尽管在会场内外，贝克教授倡导的世界主义，不时受到质疑，但作为世界一流的社会学家，他的演讲无疑充满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洞见。北大校友，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教授综述了中国学界近年来对贝克教授的关注和研究状况，并对贝克的不少学术创见表示赞赏。

（注，本文未经演讲者本人核对。）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