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选取怎样的标准才能更好地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类似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公众和决策者关注。11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五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上，福利经济学权威、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普拉桑塔·帕坦尼克（Prasanta K. Pattanaik）给出了他的回答。

在题为“福祉的概念和生活水准的衡量（The Concept of Well-being and the Measur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的演讲中，帕坦尼克指出，目前国际社会对国家发展方式的关注和反思也在日益增强，尤其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一定要通过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着眼其他方面的方式实现发展，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帕坦尼克介绍了福利经济学的经典成就，即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森（Amatiya Sen）的贡献。帕坦尼克引入森提出的“功能方法”（functioning approach），给出了对个人福利的新解。

不同于以往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传统认知，“功能方法”认为，由于每个人对效用的主观判断差异，造成了人际间的效用不可比，故此效用最大化并不适合作为个人福利的评判标准；而“社会功能方法”将个人可做的行为或可达的状态综合为“功能活动”（functioning），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功能活动”为自己创造更多选择的自由，实现个人的发展。这一理论视自由和发展，而非从商品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满足，为个人福利的最终标准，将经济学从功利主义效用观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那么，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何在？帕坦尼克认为，目前人们习惯以收入作为评价生活水准的标准，这种方法过分看重了物质因素，而忽略掉很多如健康、休闲、人际交往等同样被人们视为个人福利组成部分的非物质因素，显然是建立在功利主义效用观基础上的。

作为其反面，帕坦尼克介绍了森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引入的新的人类发展评价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通过对人类平均寿命、教育普及度和基本收入的综合关注，将发展的理念扩大到经济增长以外的领域，试图更加全面地审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当然，帕坦尼克也坦言，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个体对构成他们福利的各种因素的认知往往有差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构成个人福利非物质因素往往是难以量化统计、评价和比较的；故而个人对福利的主观评价也难以统一于同一个标准体系。但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段，人们仍可以改进其对福利的衡量，这也应是社会尤其是发展中社会努力的方向。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