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虎 现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位委员会主席、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
近10年来，叶文虎教授发表论文近百篇，代表性论文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灵魂》、《从两种生产理论到三种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创新》、《论第四产业》、《三大部类生产理论》等等。主持过“福建省湄洲湾开发区环境总体规划”、“济南市环境规划研究”、“北海市环境规划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等重大课题。
近日，全国掀起新一轮学习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要求全体领导干部和党员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挖掘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社会各界也纷纷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共同探讨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关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多年来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社会系统学方面的研究，他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科学发展观从观念的层面上指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意义非常重大，需要认真地学习理解并坚决贯彻落实。
叶文虎说，对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来说，观念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国家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但还只是停留在行动层面上。在观念层面上提出一个国家立国兴国的原则，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
科学发展观在观念层面上讨论了“我们的社会该怎样往前走”的问题，这比在战略层次上谈发展要更有意义、更加深刻。因为一切行动都是观念指导下产生的，只有发展观正确，行动才可能正确。
科学发展观符合我国国情
叶文虎认为，学习科学发展观时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是否正确。
“判断一个发展观是不是科学，或者说是不是正确，一要看符不符合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二要看符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尺度。”叶文虎对发展观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有着独特的理解。
“所以我们需要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他说：“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述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的‘以人为本’乍一看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会发现，现在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指出，我国以前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实际操作起来变成了“以经济为中心”，甚至“以GDP为中心”。大家都只追求GDP的数量，而老百姓究竟得到多大实惠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所以，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提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把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作为各项工作成果的一个衡量准则。
“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在以人为本上，这个提法极其鲜明，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提出的巨大挑战，这在当今各国的执政党中还是首次。”叶文虎进一步强调：“而观念的转变与实现则要落实在工作目标和衡量标准的转变上。”
在谈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时，他说：“这层内容的提出，正说明我党已深刻认识到以往发展模式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不够，或者说是对这三者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够，而这正是导致当今社会出现诸多危机和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沿袭的是先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扩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而且使贫困的人群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叶文虎认为，这种状况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先期工业化国家实行的扩张主义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前提下的唯一出路，但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整个世界的不安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决心不走这条路，而是去探索一条全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现在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比如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制定出台的退耕还林政策，虽然会导致产量减少、伐木工人需要转岗转业等问题，但我国政府依然拿出大量的资金、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推动这项政策的施行。在‘能否正确看待经济利益与资源保护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国政府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使命感的体现。”他说。
科学发展观指明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所以说，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叶文虎又进一步说：“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则要看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走到今天碰到了什么矛盾，科学发展观能否解决这些矛盾。”
在他看来，人类从古代文明一路走来，经历了几个过程。
首先，火的出现结束了人类渔猎采集的原始生活方式，带领人类走进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时代。
农业文明使得人类的生存保障得到了提高，但小农经济在自然面前的软弱使得人类亟须进一步地发展。
接下来，蒸汽机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步入“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规模化生产积聚了大量的财富，科技进步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公平。
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索取和对社会公平的忽视，激化出世界范围内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的危机、自然环境恶化的危机以及社会不公正的危机，而这三大危机已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从保障人类生存和提高生存质量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必须得到改变。”叶文虎总结说：“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工业文明发展观的失误和缺失提出来的。它不但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所以，它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
生态文明与社会进步需要科学发展观
叶文虎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进入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标志是财富的高创造，手段则是规模化大生产和科技的不断进步。
但是，它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对自然资源索取的“适度”性。这必然会导致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人与人之间贫富关系危机这三大危机。
“针对现有的这些危机，我们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的，它将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他说，生态文明的标志是和谐与公正。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和谐，公正则是指确保人与人和谐的衡量标准和尺度，公正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生产力水平也就越高。所以生态文明是我们接下来所应追求的发展目标。
“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才能称得上是社会的进步。所以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做法是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他说：“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
政府要有创新精神
“当前社会的行为主体分为政府、企业和公众三大块，其中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当谈到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叶文虎说道。
他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政府层面来说，有三方面工作要抓。
一是需要各级政府官员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根据所在区域、所在部门的实际情况，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指导和改进自己的日常工作。
二是应有明确的政策鼓励各级政府的创新精神。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其实践的过程没有任何经验和规律可循，只能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总结。明确的政策支持将有助于各级政府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办法，更有效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三是相关体制应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官员考核机制通常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常常要求官员在任内的短短几年时间内拿出经济方面的成绩。但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需要时间来探索。这样一来，探索的时间成本与官员的考核机制就发生了冲突。所以，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符合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体制，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现有的官员考核制度和政策对政绩的要求也妨碍着‘五个统筹’的实施，亟须变革。”他说。
科学家也要提高“科学”性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旧有的工业文明理念下的科学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换句话说，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不够‘科学’了。”当记者问起科学家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时，叶文虎感叹道。叶文虎所说的旧的科学体系主要指现行的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以及以追随国外研究方向为主流的科学氛围。
他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都有其自身的发展需求。过分追随国外的研究方向不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能与实际问题联系更紧密的‘综合科学家’，而这类科学家在现有的科学体系中没有立足之地，甚至不被认为是科学家。”他说：“现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国已经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应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让我们的科学为我们自己的发展需要服务，不要再继续去追求西方国家的‘认可’。”
在大力提倡建立新的科学体系的同时，叶文虎也在用自己一生的科研工作来实践着他对科学的理解。
1962年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大学从事湍流理论和实验的研究。
1973年，他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我国第一次环保大会以后走上了将湍流理论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相结合的研究道路。
1974年到1984年的10年间，他倡立“环境空气动力学”学科并从事该方向研究。 1985年到1995年，他又用了10年时间倡立“环境规划与管理”专业并在这个新的领域里耕耘。
1995年至今的十几年间，他把眼光从环境科学延伸到可持续发展学的研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并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记者注意到他的科研领域可以概括为由小及大、由微观到宏观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渐贴近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他对此表现得很坦然，似乎理当如此。
“我一开始是作技术的，但当我发现我的研究成果有时候会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实施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使研究成果符合客观需要并得到应用。这要求我用更全面、更宏观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用更实际的眼光去分析问题。”他说：“而做到一定阶段后又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我只能再向上走一步。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研究领域就越来越宽，所作的研究也就与社会的需要越来越贴近了。”
“我认为，我们需要培养出真正能够为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的科学家。这是时代和社会对科学界的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他说。《科学时报》 (2008-10-27 B2 思想 观点)
编辑：文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