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王岳川教授在推出研究西学的新著《最新西方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57万字）以后，又推出研究国学的新著《大学中庸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显示了王岳川先生会同中西互体互用的学术精神。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对中国经典的阐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在当前戏说和误读经典之风盛行的状况之下，本书不啻为一剂催醒良药。本书提出的问题是：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之间如何维持一种动态而稳定的架构关系，才能经得起历史的冲击、沉淀与过滤？这是“真学术”与“伪学术”之间的分野所在。
一．“三纲八目”的学理意义
选择《大学》《中庸》这两部朱子所定“四书”的首尾两端来切入“儒学”原典，继而管窥考量中国思想史之发端，这种治学思路也与作者近年来“发现东方”“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等学术理路相符合。
敏感的读者不难发现：贯穿全书适中的一条“三纲八目”的脉络得以清晰展开，既与《大学》开篇提出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推己及人”思维相一致，也暗合了《四书》整体塑造理想化人格的逻辑——以《大学》的方法为开端，逐步学习到作为社会伦理和政治理念的《论语》和《孟子》，最终进入到更为超越高妙的《中庸》心法至境——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讲演《大学》《中庸》的整体态度也渗透了“三纲八目”所包含的中国式治学方法论：诚意正心，摈弃各种个人化解读和情绪化偏见，以格物而致真知，以对材料的精确把握和对古人的知人论世作为讲演议论的学术底线伦理。
这种学院派的严谨贯穿全书，尤其是体现在细致入微的浩繁注释当中。作者从文本自身入手，对于朱熹等古人的《四书》注本也进行了批评，例如朱熹所改《大学》虽然比二程更为细致，“但也因为其对经典强分经传、颠倒旧次、补阙遗文，导致‘率情恣意’，而为历代学人所诟病。在我看来，朱熹太过明显的‘六经注我’方式，在古典文本中置换进自己的思想逻辑和文本阐释，‘过度阐释’，其功过同样明显：一方面，从新的历史情境和问题出发，激活了经典的意义阐释空间；另一方面，过分为现实而阐释或者为表达自我对时代问题的解决焦虑而形成的误读，又导致了思想史的误读争讼。”（王岳川《大学中庸讲演录》，第5页。）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以“六经注我”替代述而不作的“我注六经”，朱熹以降宋明理学的这种习惯甚至绵延至今。当代学者在哲学体系和思想深度上远未能达到朱子的高度，然而“过度阐释”，“以今释古”的“拉郎配”解读语句在高雅的学术讲坛上层出不穷，虽屡屡博得无知者的喝彩，却因学术品格的沦丧而令有识之士颇感悲哀。
同坊间流行所谓“细说经典”之风相比，《大学中庸讲演录》因其严谨性和入思的复杂性可能显得“趣味性”“可读性”不够，但这恰恰是学术的真谛所在：学术不是将经典拉回到当代普通人甚至小女人的思维水平，而是将爱智者的思路打开，经过刻苦研读自我提升至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学术研究不是以后人思维强加于古人之上，而是以材料为本，用文本说话，从小学入手力求真实还原文本原意与历史语境，在此基础上再尝试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所谓“视界融合”。
二．中西学术的会通尝试
《大学中庸讲演录》一书亦可视为作者的一次个体精神历险过程：面对经典，首先抛弃自我，以“丧我”心态摈弃凝神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考据辞章，辨别义理，充分厘清问题后回到自我，以今天人类的共同问题同昔日东方经典构成对话与交流，经过这一历险过程的自我得到了洗礼后的超越提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古今交流是建立在学术的求真意志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类似“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孔子”、“去圣乃得真孔子”或者“这不是学院的孔子，而是大众的孔子”这样越俎代庖的虚无主义反智论。做到这一点很难，而本书之所以能将这种“求真后的重释”思路一以贯之，源自作者多年来文学批评理论的治学累积，尤其是对德国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深入研究。
作者曾就现象学美学出版过多部专著和译著，深谙胡塞尔“悬置”与“还原”之道：现象学最可贵之处在于思想前对于思想主体状态的批判性反思，厘清思维中的前见、偏见与定见，类似于道家所谓“守拙抱朴”、“心斋坐忘”，勿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而以尽可能纯净之心态“直寻”，直接面对对象本身，正因为此，我们才能在面对“经典”时，先要“收视反听”，涤除玄览之后，真正理解和把握经典，获得尽可能不失真的原始图像；哲学解释学及其延伸出的接受美学则在现象学基础上强调文本存在的“时间性”，即文本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印刷文本，而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和历史，阅读者和研究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同样构成了文本生命的一部分，这样就将文本真正主体化了，而当代人与经典文本之间的解读也自发进入了经典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这种“视界融合”必须是建立在坚定的求真意志之上的。
正如前文所述，本书体现出“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是结合在一起的，展示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质朴的儒学研习过程，知识或事实乃是进一步发挥思想的基础，保守也罢守成也罢，孔子说“述而不作”体现的恰恰是某种程度的严谨。反观当前国学经典在众声喧哗中被随意发挥，谬误百出中被恣意吹捧，《论语》或《孙子兵法》沦落到被运用于“厚黑学”或“公司管理学”的地步，此乃经典的最大悲哀。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现象学的思路不仅同老庄暗合，也与中国儒家的治学路径也体现出惊人的相似。沟通中西思想，还原先秦儒学经典的真面貌，重塑先秦“君子儒”的刚劲质朴雄健之风——本书致力于达到的目标是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的：扎实的文本细读与材料考据；多种方法论的多角度切入。而作者长期以来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研究，是保证其“国学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视野”理念在本书中从容展开的学理基础。
三．守正创新方能走近经典
学术著作的意义不在于材料的堆砌与重复，而在于新思路的提出和新路径的展开，纵观全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读者重新面对经典开启了可能性：
首先是细绎式的文本研读。“细读是一种方法，即通过对具体文本，包括字、词、句、章等加以深刻了解，抵达思想体系的深处。阅读经典不能囫囵吞枣，也不能望文生义，细读保证我们对经典体系基本理解的可靠性”（《大学中庸讲演录》，第11页。）从全书来看，作者所谓的细读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作者与成书、版本考量，尤其是运用地下出土文献；对字、词、句，尤其关键范畴的辨析与争议；前人对于经典的阐释史。
例如涉及《中庸》一篇，作者涵泳砥砺，首先对于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作者问题——仔细分析梳理，系统考察了从荀子、司马迁、郑玄到欧阳修、朱熹、叶适、王柏、袁枚、叶酉、俞樾再到冯友兰、徐复观等多家代表性观点，更结合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考证子思子的相关作品，展示了《中庸》成书的复杂过程，最终得出的结论“《中庸》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令人信服；此外，作者还对汉代以降《中庸》的版本流变与成书过程做了历史谱系学的描述。涉及到《中庸》一篇的核心概念“中”和“庸”，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对《尚书》、《周易》、《左传》等儒学经典包括《庄子》、《韩非子》、《抱朴子》、《淮南子》等古籍里涉及的“中”与“庸”的涵义进行比较分析，吸取了许慎、何晏、程颐、朱熹、冯友兰、徐复观和李泽厚等古今学者的解释，在训诂学和考据学基础上提出“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这三层相互关联的意思，认为“中庸不是平庸和放纵，不是日常的放松和违度，而是用更高的合于‘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使人不要去追求过多的外在物质附加物，不要对人身做太多的欲望贪婪的‘加法’，不要往自己身上叠加过多的名誉、地位、财富，否则就会沉重痛苦烦恼焦虑”，继而作者结合孔子本人的“中庸”实践，提出“知难行亦难、知难行更难”的问题。（《大学中庸讲演录》，第88页）经此阐释，“中庸”摆脱了日常的庸俗化理解，成为一种人生的至难至高超越性境界，“中庸”对于国人心性的本体论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次是多重比较的大文化视野。本书名为《大学中庸讲演录》，其实所涉及到的文本要远远超出这两部著作。《大学》《中庸》乃至整个《四书》是包含在中国儒家典籍的文化语境之内的，因此本书大量触及到《论语》、《孟子》、《尚书》、《周易》、《礼记》等经学著作以及诸子著作，包括《三国志》、《明史》等史学典籍，并且对于熊十力、张君劢、庞朴、徐复观、冯友兰、李泽厚等现当代学者的观点也予以引证与评述，从而显得格外厚重而周密。阅读本书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语境之中，体会到思想对话与交锋的魅力。
非但如此，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视野进行了中西方思想对话，这也是研读先秦典籍的真正目的所在：从中西方思想发端的原初点入手进行横向的文化比较，重新发现中国思想的普遍意义。本书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论述中庸思想时，作者比较了同为“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产物的希腊哲学中的“中庸”思想，表明了中西先哲们对于“中庸”或“中道”观念的重视不谋而合，同时在侧重点和论证思路上存在微妙差异，从而决定了东西方思想各自的历史进程，从而标明差异性反而可能构成文化对话的基础。而在涉及到具体文本解释时，更颇多新鲜的文化比较。作者似乎在有意识构造一种中国文化同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包括基督教神学互相观照的体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东西方文化界限，进入到对于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上来，构造一种“文化间性”。
最后，所谓“诚意正心”，以现象学的方式直接面对经典本身，并不意味着拒绝古人与今人的对话，更不是说阐释经典只能食古不化甚至忽视当代，而是说这种“经典当代化”需要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作为学者，绝不能将《论语》《四书》运用于发财致富，或者发一些阿猫阿狗的个体情绪化感触就了事，而要秉承“进亦忧、退亦忧”的文化关怀沟通历史文本与当代问题，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命运入手，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对于中国的对象化、物质化解读，重新发现东方思想的魅力，减少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本书下编“讲演问答录”围绕着太空文明、文化创新、中国身份、重新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等本书相关问题回答了读者们的疑问，从而使得全书的当代语境与未来意义跃然纸上。人们不会忘记，几百年前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哲学，只有《论语》中的零星伦理学”的荒谬论断，是怎样影响了后世对于中国文化的判断；一直到最近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体系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大学中庸讲演录》，第201页）。这种一以贯之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逻辑在新世纪理应走向终结。这恰恰是作者近年来提出和实践“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主旨所在：以西学之境反观中国问题，继而认识到文化这一国家的生命线。摆脱西方思想“跑马场”的对象化处境，由中国经典入手，从事中西文化精神互释，在“太空文明”时代守正创新，重铸中国文化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为所有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人们指出了前进的可能性。
编辑：文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