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传统的延续，还是割裂传统后的“欧化”产物？4月24日上午，“‘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五四”•晚清以及传统分会在北大图书馆北配殿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等学校的8名学者发表了演说，并在讨论环节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五四”时“白话兴”而“文言废”，造就了中国的“新文学传统”，寻找这场变革的起源，是发展“新传统”的台阶。

历史的沉积：新传统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五四近百年来，新的文学传统逐步积淀、深化，成为有别于古代文学的那些常识、思维与审美方式。然而，在反对“旧传统”中建构的“新传统”并非在“西化”的催化作用下一蹴而就产生的，而是经过了中国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沉淀，以及五四运动之后不同时代的过滤与塑造，逐渐形成的。

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指出：“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的遴选、过虑与塑造，最终促生了“新传统”的生成。

首都师范大学王光明教授在题为“新诗与晚清诗界革命的历史纠缠”主题发言中同样持这种观点。“中国‘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努力并非仅仅在二十世纪开始的，而是可以往前追溯到晚清。” 他谈到，晚清有着诗情冲动、有眺望精神的诗性土壤，是不沉湎于文化记忆的时代，已具备白话诗歌的良好生长条件。在谈到为何第一首白话诗歌是胡适所作时，王光明认为，“胡适找到了同时关注语言与文字效果的方法，而晚清诗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被忽略的线索：晚清官方的白话力量

晚清的白话文是“五四”以后成型的白话文的前身，这是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然而，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支持——清朝官方的白话力量却鲜有人知。

北京大学夏晓红教授提出：在清代皇帝的批示和地方官员的告示中已有大量的白话用语出现，白话并不只是民间用语，而出自于官方的白话，自然也比下层文人或艺人写作的章回小说、变文、杂剧等白话文本更受社会各阶级的关注，也因此清代官方白话在研究清代白话文运动以及“五四”白话文时，是种不可忽视的范畴。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则补充表示，“一个时代的文体，统治阶级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晚清时期官方白话已是重要的文体，也由此日后对白话文的民间提倡以及传教士的呼应都是白话文发展的自然趋势。

“五四”是中国文化的“五四”，而非西洋文化的“五四”

“五四”文学革命以语言革命为先决条件，以“人的文学”为审美原则。“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倡导废“文”崇“白”的文字变革，以期通过变革“文言”而开启普及文学知识启蒙之路。——是否果真如此呢？

暨南大学教授宋剑华对此提出了质疑：“白话兴”而“文言废”完成的只是功过、只是社会话语权的新老交替，对于民众文学普及根本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对于不识字的大众来说，“文言文学”与“大众文学”并无两样，都是精英阶层的奢侈品。而所谓的“人的文学”的审美原则，只是中国传统文人“入世”思想的现代表现，与西方的文论无关。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草就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传统文学思维为了适应现实生存需求的历史变革，在外界因素的推动下发生的自我嬗变，它既没有产生与传统的人“断裂”，也没有自觉地走向“西化”，而是以“西化”包裹着“传统”缓慢向未来推进。“‘五四’是中国文化的‘五四’，而非西洋文化的‘五四’。”

编辑：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