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李重庵，男，1944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汉族，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共党员。1962年8月至1968年12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现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70年3月在兰州炼油厂中学任教，1973年1月在兰州铁道学院工作， 1996年3月任甘肃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1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科协主席，2002年12月始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为甘肃省第九届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甘肃省委第十届、十一届副主委，民盟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民盟第九届、十届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第一至第四届理事、第三届、四届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第六届特邀理事。

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复合材料研究方面的论文40余篇，取得发明专利2项。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人工骨复合材料的微结构与性能研究”、甘肃省“可降解纤维及复合材料研究开发”等攻关项目，参加完成“碳/环氧复合材料的损伤评定及破坏机理”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等奖项。

他，用深邃的眼神动情地凝望着甘陇大地，从黄河之滨到敦煌莫高窟，从嘉峪雄关到伏羲卦台山……他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甘肃人民，奉献给了这片祖国西部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他，无论是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政界都成绩斐然。他曾当过中学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用生动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物理学常识；他是一位政界领袖，敏锐地捕捉着时代发展的契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造福于他深爱着的土地和人民；他也曾当过农场工人，在戈壁荒滩上用辛勤的血汗浇灌着他挚爱的土地。今天，他常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话：“让我干一份工作，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要求自己把它干好。”

这便是李重庵——心系天下，怀揣着智慧与理想，从陇上信步走过的北大人。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慈祥的目光和洪亮的嗓音，让我顿时消去了冬日的萧瑟，随着他进入了一个多彩的人生世界。

从河洛之子到甘陇状元

李重庵的父亲李秉德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毕业于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教于河南大学。1944年5月，河南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辗转搬迁至洛阳潭头镇。李重庵便出生在父母“逃难”的路途中。这仿佛是一种预示：他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故事。

李重庵6岁时，其父亲从欧洲学成归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接受组织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他跟随母亲从江苏南京出发，一路上乘火车、坐汽车、赶马车，辗转来到甘肃兰州。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他都扎根于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甘肃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20世纪50年代，在西北师范大学所处的兰州市安宁区，最高的建筑就是一座仅有两层的砖柱土坯房——那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办公楼。“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大部分路都是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一下雨就成了‘水泥路’”。彼时的甘肃，李重庵仍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十里店，到金城关（兰州市区）的十里路，没有公共汽车，只有马车，还有黄河上的羊皮筏子。小时候外出主要就是靠双脚走路了”。

虽然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李重庵满怀“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壮志，干劲儿很高，精神状态也很好。他小时候是个贪玩的孩子，对学习并没有太多的自觉意识。但在他看来，自己还是接受了优秀的教育，“无论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这份感情，看来都是成功的”。用他的话来讲，这“说明了当时教育的成功，说明了当时教师的敬业精神和爱国情怀”。

李重庵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浓厚的家学渊源难免会对他成长成才有所助益。上小学的时候，调皮的李重庵对皮带很好奇，便将长长的皮带甩来甩去，结果打到了同学，还被老师告状告到了自己的父亲那里。放学回到家里，父亲并没有给他讲大道理，只是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让他明天上学时向老师承认错误。李重庵不知道该如何给老师道歉，第二天犹豫了一整天也不好意思走进老师的办公室，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父亲询问起来，他如实承认，父亲仍然没有责骂他，依旧语重心长地告诫他：“那你明天一定要跟老师说对不起。”从那以后，李重庵把一条准则牢牢地记在了心间：“犯了错误永远不要想蒙混过关。”就是这样，在慈父的引导下，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也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应肩负的那份历史责任。

1962年，李重庵以甘肃省高考状元的好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但他的学习成绩却并非一直出类拔萃。“上小学和初中时学习很一般，那个时候我最大的目标是消灭3分。”李重庵笑着说，“那个时候是5分制嘛，3分也就是现在六七十分的水平。”高二、高三的时候，李重庵才找到了学习的感觉。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开始享受读书的乐趣，仿佛在花园的香径中漫步一般。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敲开了梦想中燕园的大门。1962年 “择优录取”的选拔机制无疑给了李重庵莫大的机遇。他 “幸运”地成为一名光荣的北京大学学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懵懂少年到经世英才

初入燕园，李重庵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对这里的一切都满怀着好奇。课堂上聆听着学界大师的谆谆教诲，置身于同辈学友的理论激辩之中；闲暇光阴，徜徉在波光潋滟的未名湖畔，捧卷于巍然耸立的博雅塔下。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充盈着求知的兴味与恬淡的氛围。回想北大的校园，李重庵如数家珍地描绘着当年的燕园图景，声音是那样的清朗洪亮，目光是那样的矍铄有神。

学习，是他北大生活的主题。第一次测验，老师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全年级150名同学竟有一半不及格。李重庵牢牢地记住了老师在评讲试卷时说的那句话：“不要以为你们高考优秀，在这儿就一定能学得好。”北大的“第二校徽”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李重庵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饭盆和勺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那个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同学们都随身带着饭盆和勺子。早晨到食堂吃过饭，就要赶快跑到教室或图书馆占座，生怕没有了学习的座位，因而占座所用的“装备”也就多为书包、饭盆和勺子。清晨的燕园，饭盆和勺子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交汇成一首催人奋进的青春奏鸣曲。“当时，没有人督促我们要勤奋学习，这种氛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李重庵怀念着那段美好的求知岁月，“上晚自习，一个宿舍只发一张图书馆的票，我们就排好顺序，每人一天轮流去。寝室只留一个人，其他人自己找没有课的公共教室自习，这样不会互相干扰。”

对于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师们，李重庵更是充满了追忆与感激。他们都造诣精深、充满激情、爱好广泛、才华横溢、严谨细致、有大家风范……“有学问，教书好，爱学生”，精炼的9个字，生动形象地概括出北大教师精深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人格品德。“我们记笔记是非常认真的。当时买的是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硬壳本，每一页都要画一条线，左边是上课时候的随堂记录，右边是复习时候的心得体会。这几十年我一直都没舍得扔掉，”李重庵真切地讲述着，“首先是老师的板书很工整，其次我们记得也很工整，这就反映了那个时候‘教’和‘学’的那种认真态度。”诚然如此，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孕育和铸就了北大最宝贵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气质，激励着一代代燕园学子扎实进取，永不停歇地向知识的巅峰奋力攀登。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以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想信念都是北大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燕园求学的日子里，李重庵并不记得有哪个人刻意高唱北大精神的旋律，但却深深地感受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成了自己心灵上的“挚友”和“引路人”。

“北大学子首先就是求学，这包括做学问和做人两个方面。而求学的核心途径就是要求真，求真理。不仅做学问要真，做人也要真。”李重庵的话掷地有声。没有尔虞我诈的庸俗市侩，没有一言九鼎的以势压人，“真理最高”才是每一个北大人应该崇尚的信仰，才是北大传统的精髓所在。谈到在北大求学的收获，以及对今后人生发展的影响，李重庵将它总结为三点：第一，最重要的是接受一种科学的训练。凡事都要经过严密的逻辑思维和严格的推理论证，“不能没有根据地下结论，即使是大胆地假设，也要小心地求证”。第二是获得知识。大学阶段的理论学习无疑是今后继续研究、探索的重要基础。第三则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李重庵不仅在班级、系学生会担任主要学生干部，而且，兴趣广泛的他还参加棒球校队、组织歌咏合唱等多种社团活动，得到了多方面的能力提升。正如他所言：“知识分子应该有比较全面的素养。”

在大学期间，李重庵和他的同学们积极下乡劳作，锻造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素质。他们被分配到生产队，与人民群众一起抓生产，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句话：“你1个人上大学，是另外99个与你同龄的工人、农民在养活你。”进入燕园并不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而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承担。年轻的北大人“以天下为己任”，经受着锻炼和洗礼。

从农场工人到中学教员

甘肃疏勒河解放军农场，是一个戈壁荒滩中的陌生地带。没有人告诉李重庵他将在这里待上多久：一年，两年，抑或是一辈子，都不得而知。总之，从报到的那个寒夜开始，李重庵的人生又开启了新的篇章。

到农场报到之前，李重庵特意花了38元5角的“巨资”在兰州的寄卖店置办了防寒的“装备”。到达农场的第一个早晨，他戴上皮帽，穿上棉皮鞋，身着绒衣绒裤、毛衣毛裤和棉衣棉裤，还穿了一件皮大衣，在露天操场上排队站好。“风一吹，觉得多少层的衣服都刮透了，你就感觉只穿了一件单衣服一样，”李重庵对那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水泼到地上，你眼看着它就变成冰了。有一次夜里站岗，我觉得今天怎么这么冷啊，我想看看多少度，结果酒精温度计都已经给冻住了。酒精的冰点可是零下40多度啊！就冷到这种程度。”解放军到了这个地方，开荒，挖渠，把祁连山的雪水引进来造田种地，建设农场。白天是高强度的劳动，晚上则住在地窝子里。没有菜，就把苞谷面做成糊糊，放点儿冻了的大葱和盐。刚修好的水渠极易漏水，在放水的过程中，就要时刻准备在严寒中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用芨芨草根堵住裂缝。从水中爬出来，“人就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向阳的坡面上”。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让李重庵早早地埋下了风湿和腰肌劳损的病根，使他的精神和身体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虽然条件很差，但我们就有那么一股韧劲。”

一名有着丰富知识的青年才俊，来到这戈壁荒滩之上，“失落感肯定是有的，”李重庵坦言，“但这种失落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失落”。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我们那一代人养成了服从组织安排的习惯，每个人自己的抱负并不具体，没有一定要选择哪个岗位、从事哪个行业的。有的只是一种笼统的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完全个人化的选择和前途更是无从谈起。“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这段经历也给了我一些财富，就是以后条件再苦再差，无非也就这样嘛，对适应一些新的工作还是有所帮助的。”李重庵说道。

新的契机在李重庵劳动锻炼了1年零3个月后到来了——毕业生再分配，他的人生从此慢慢步入了正轨。当时，兰州炼油厂跟省里要人，作为一名优秀的北大毕业生，李重庵被组织看中。“也不知道去那儿干什么工作，只觉得能到兰州就已经很不错了。”他略带兴奋地说。这样，他们一行8名农场学生就背着背包到厂部报到，然而到了厂部，背包还没有解开，他们又被分到了兰州炼油厂子弟中学。于是，他们又继续背着背包到了被分配去的中学。

李重庵就这样当上了中学教员。殊不知，在他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首先定下的一条就是“不报师范”。因为在他看来，报考师范，当中学教员，就没办法做学问、搞科研了，这显然与自己一直以来“当科学家”的理想大异其趣。“当时真是不太愿意，可这就是命里注定。”李重庵风趣地说。紧接着，他坚定地说道：“我有个习惯，就是不管给我什么工作，我都要把它做好：挖地就把地挖好，放水就把水放好，考试就要努力考得完美。”他通过生动的比方，将一些枯燥的理化定律、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孩子们易于理解、学得进去。后来，他也便开始对这份工作有兴趣、有感情了。虽然做中学教员并不是李重庵理想中的职业，但他还是对这段人生经历颇有感悟：“首先，我进了教师这个门，学会了怎么讲课，怎么和学生交流，怎么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其次，这段执教生涯让我初步和工科有了些联系，这对以后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李重庵“干一行爱一行”的高尚品格着实令人钦佩，而他善于总结、勤于学习、精于思考的思想意识则使他的人生道路闪烁着理性与睿智的光辉。

从大学助教到科研专家

在中学教了近三年书，李重庵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岗位。而就在此时，1973年，他又被调到兰州铁道学院担任助教。几年后，他又赴美留学，而后归国开展科研工作。这期间虽然也有困难与挫折，但在理想和兴趣的指引下，李重庵真正步入了自己人生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铁道学院做老师就很高兴了，这次可以教力学了，而且大学的环境我也比较喜欢，”李重庵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次工作调动是自己争取的，也是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帮助调动工作。当时，一家人虽然都在兰州，但是四地分居；父母年龄又大了，需要有人在身边照料。这样才跟组织上提出来的。”但进入兰州铁道学院之后，李重庵仍旧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一是当时的教学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二是对理科和工科两个不同领域的转变与适应。他深有感触地说：“理科体现严密的逻辑思维，是理性化的科学；而工科则更需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具体问题，所以常忽略掉次要的东西，模型也是近似的模型。”后来，经过实践摸索，他渐渐认识到，工科的分析方法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言，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大有裨益的，“很多时候，你能列出很好的数理方程，却解不出来，可能在科学上做得很漂亮，但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工科的方法恰恰可以办到。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李重庵便得以从原来以数学为基础的纯理科研究，逐步扩展到了介于理科和工科之间的领域，从而为今后的科研活动延展了手臂，铺平了道路。

1981年，李重庵考取教育部公派出国进修生，留学美国，专攻复合材料力学。对于这次出国留学，他首先感谢的是国家的政策：“我们这完全是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那个时候还兴起了英语热，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当时断断续续地读了好几个教材都是第一册。”他风趣地说。不过，经过认真准备，李重庵顺利地通过了学校、铁道部、教育部组织的多次选拔考试，脱颖而出，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其中，在铁道部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中，他得到了满分；在教育部组织的英语水平测试中，他的口语发挥令面试老师赞赏有加。对于前者，他笑着说：“我毕竟是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毕业生嘛”；而对于后者，他更是幽默地说：“我的英语还是很蹩脚的，那天是超常发挥了吧。”

走出国门的李重庵，抱定学习最先进科学知识的信念，刻苦攻读，每日披星而起，戴月而归。他说：“有一次做完实验回去，一出门才知道，雪都快一米深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走到住的地方。”在留学期间，他时常到美国人家里做客，有两年的圣诞节都是在美国朋友家里度过的。李重庵认为，出国留学一方面可以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提升自身的学术研究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启人生的一扇新的窗户，使自身的阅历更加完整。通过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了解和认识，可以丰富头脑、开拓思路。回头审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也会生发出更加深刻的认识。学成归来的李重庵踌躇满志，意欲大展身手的他兴冲冲地跑到铁道部科技司要课题项目。铁道部的答复却是：“复合材料是一种先进的材料，我们现在还不搞研究，以后人家航天航空都用了，成熟了以后我们再用，所以没有给你做的题目。”没有材料就总结不出其中的力学问题，这对于专攻复合材料力学理论的李重庵来讲无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戏称：“这真是一盆凉水浇下来了。”

但李重庵并没有踟蹰彷徨，而是抱定“不能白学这些先进知识”的信念，毅然从“做材料”开始，向目标勇敢进发。他坚信：“只要做出新材料，这里面一定就有可以研究的力学问题。”说到这里，李重庵饶有兴味地谈起了他开发骨骼内固定材料时的情景：“有一种可降解的陶瓷材料，我想办法把它拉成纤维，但是它要么就像水一样，要么就像冰一样，在高温的时候很难有像玻璃溶液那样黏黏糊糊的、还可以抽成丝的中间状态。一连好几个月都搞不出来。我还记得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不断地试验，就是要让材料刚好熔化在那样一个点，然后把它拉下来，还要能够绕在抽丝机上面。因此，炉子温度的控制和抽丝速度的把握都很重要。结果有一次绕过以后，我用光反射看到在转盘上慢慢有一个发亮的带，这就是纤维，就是很细很细的玻璃纤维缠上去了。这是第一次抽出来，大概是10 μm这个数量级，当时特别高兴。”

从“人工骨复合材料的微结构与性能研究”，到“可降解纤维及复合材料研究开发”，再到“碳/环氧复合材料的损伤评定及破坏机理”，李重庵主持、参与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级攻关项目，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等多个奖项以及多项发明专利。从搞力学发展到做材料，进而拓展到开发新材料。从没有实验室到制备起一套集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实验系统，再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点。他既做力学，又做材料；既搞理论，又搞计算、实验，可谓实现了学科领域和科研事业的双重跨越。谈及给国家作出的贡献，李重庵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说：“一个是教出了很多学生，再一个就是取得了这些专业上的成果。那一段是我最高兴的时光，我所学的东西都用上了。”

从学界精英到政坛翘楚

经过不懈地努力，学理论出身的李重庵已经从研究复合材料断裂损伤开始，“跨行”成了开发新型材料的科研专家。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在学术领域地位日益攀升的李重庵进入了科研成果的丰收期。正当此时，国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使李重庵成了甘肃省教委副主任。

把李重庵的精力慢慢从研究和教学分出来，是1988年便开始的事情。他从机械系副主任到系主任，再到学院外办主任、副院长。可是，早在任命机械系副主任的时候，李重庵就曾婉言谢绝，因为他实在是舍不得自己一生追求和钟爱的科研事业，舍不得作为一名专业人员的“本职工作”。而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那份善良与宽厚，使他在面对教职员工们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时，不忍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不愿割舍与学院之间的深厚情谊。后来，省里希望把李重庵调到教委工作，而他所惦记和牵挂的还是他的科研事业、他的复合材料研究。当省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对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作为党员，你还是要服从组织”的时候，这位时刻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最高追求的科学家便不再坚持己见了。“其实，有了他这句话，我就什么都不好再说了，”李重庵描述着自己当时的想法，“就努力在行政岗位上为大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吧。”随后，他便毅然担负起甘肃省教委的高教、科研、外事等工作的重任。“当时我研究的有关生物医学复合材料的课题，无论是医用还是商用，价值都很高，基本上都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多少有一些惋惜。”李重庵不无遗憾地说。尽管如此，他依旧无怨无悔，“还是那句话嘛，给你个什么工作，你就得把它干好。”

在担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两年之后，1998年，甘肃省人大选举李重庵为副省长，分管科教和文化领域。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54岁的民盟盟员李重庵又站在了更高的平台上。在李重庵看来，虽然从政并非自己的所愿、所求，但还是那句话：“给你个什么工作，你就要把它干好。”这口头禅一般的座右铭虽然略显朴实，但却蕴涵着多少华丽的辞藻所不能表达的深意，它生动地表达了一位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也正是以它为指引，李重庵在甘肃所做的行政工作，与他的科研工作一样，同样被人们高度认可。在分管甘肃省高等教育的日子里，他不仅关注甘肃全省十多所高校的办学情况，还分析全国乃至全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他甚至亲自带领甘肃一些高校的校长主动到社会上找题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担任副省长的5年时间里，李重庵的汽车跑了15万公里，全省86个县市区他几乎走遍了。“我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吧。政府的干部就是要到基层去，这样才能了解情况、推动工作。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在基层。你要是和基层断绝了来往，就会觉得心里没底。”李重庵说得很实在、很入理，“下去比在办公室好，心情也好，也是一种学习。”李重庵深深地爱恋着祖国西部的土地和人民，他深深地知道，不了解基层，不亲近人民，就永远掌握不了国情，永远做不好工作。李重庵每次视察，除学校以外，一定要到当地的村子里看一看，一定要到农户的家里看一看。这不仅是一种乡土情结，而且是一种工作态度。正如他所言：“学校办得怎么样，对教育有什么要求，只能去问基层群众。我们也只有在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考虑教育要怎么搞。我见了基层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就感觉很亲切，就想聊天，就想了解他们的情况，跟他们说说话。”

谈到成绩，李重庵总是很谦虚：“我在甘肃省政府工作的时候，正赶上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那个时候全国的形势都很好，甘肃的发展也很快。所以说，甘肃科教文化事业的进步不是我的功劳，我的工作只是抓住了机遇，这也是我深感欣慰的一点。”正是抓住了机遇，再加上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才使得甘肃的教育事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跨越。“总之，就是要多调查研究，要将‘下去看’与‘动脑筋’联系起来。”他总结工作思路时说道。

在甘肃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无疑对李重庵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在这里，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情怀，感受到了这片土地所滋养的“甘肃精神”。正如他所说，这种“甘肃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三流的生活条件，二流的工作条件，同样可以做出一流的工作业绩”。李重庵常常讲：“‘甘肃精神’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同样可以做出好的事业。这不光是吃苦的问题，而是要靠动脑子才能办得到。”甘肃这片土地不仅给了李重庵创业的空间和成功的喜悦，而且也使他真正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在优裕的条件下，别人能干，你也能干，那么，你在北大受这么好的教育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足可敲击到每个北大人心扉的反问，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索。“选择在哪里发展，既要看宏观条件，更要看微观环境。”李重庵语重心长地告诫每一个北大学子，“有些落后地区虽然宏观条件较差，但可能微观环境上佳。而微观环境往往更加直接，也比较容易改变。这便更加有助于你施展拳脚，更早地张开翅膀。”因此，“不要只着眼于东部沿海地区，而是要辩证地分析：既要看近期也要看远期；既要看到自己现有的客观条件，也要看到自己未来可以争取和创造的条件。”

2003年初，李重庵离开甘肃来到北京，就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接着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法律草案审议，这些都是全新的工作。“还是以前那样：第一，反正给你这个活儿，你就得把它干好；第二，采用‘研究式’的工作方法。”李重庵在不断变换岗位、不断变换角色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不少“诀窍”，他微笑着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它们有着相似的规律，因此，越往后适应得也就越快了。对一个北大人来讲，只要肯钻，这些工作都不难。”诚然如是，李重庵之前的所有学习、工作经验，似乎都在当下派上了用场。因此，他时常叮嘱年轻人：“阅历丰富一些有好处，不要太功利，不要太短视。”

李重庵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见证者和实践者。在中央提出西部开发战略之初，他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来理解、认识“开发”的最终目的。在2003年，他的《走加快西部大开发新路》一文便提出了“西部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西部人民的发展”，“经济建设要与文化建设相互平衡、协调进行”等在当时看来颇为新颖的观点。今天，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周年的历史时刻，李重庵更加关注、更加努力探寻西部地区不同于东部、中部地区的特有的科学发展模式。李重庵阐述了他心目中西部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甘南藏区一些偏远地方，生活在那里的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几百年前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着力改变旧有模式，让牧民们享受现代质量生活的过程中，则并不一定照抄照搬东部、中部地区大建工厂之类的发展模式。“这儿怎么发展，到哪儿去移植也没有用”，关键是要想清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在树立“发展是为了让牧民们生活得更好”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之后，就要摒弃习惯思维和路径依赖，找到“适合这个地区、适合这些人的新路”。在李重庵看来，西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有“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核心指导，还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尤其不能因为追求经济发展而牺牲文化传统，不能因为追求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他特别强调：“文化遗产灭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不能太短视了。”他对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予以高度关注；还曾在视察敦煌魔鬼城地质公园时语重心长地向当地的负责同志提出建议——“这个地方就是领导来了，汽车也不能乱跑，人也不能乱踩”，以保护那里极端脆弱的雅丹地貌景观。

深情寄语北大学子

李重庵虽然离开母校已四十余载，但他却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北大的发展建设，关注着这片沃土上莘莘学子的成长历程。

近年来，有关高考“状元”的话题颇为受人瞩目。有人认为“状元”应当被宣传、被赞美，应当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有人则认为对“状元”的追捧是对学生的戕害，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作为一位“老资格”的、杰出的高考“状元”，李重庵要叮嘱“状元”们的是：“能够考到北大的同学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状元。第一名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只能说明我们以前很努力、很成功。它非但不能代表实际学习情况的第一，更不能代表全面发展的第一和未来人生的第一。分数能够表示的东西十分有限，每名北大学子都应该加倍努力。”

对于那些毕业后自愿选择到西部，“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工作的北大学子，李重庵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有这个决心，我首先是非常敬佩你们。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因为多年的教育，有这种想法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英，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我要说，你们选对了，不会后悔，这个选择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好处。”

随后，他对这些同学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理性选择，首先要关心西部、了解西部，然后再谈到西部去工作，而不要倒过来。第二，要做足思想准备，不要太天真、太浪漫，也不要设想得过于完美，而是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第三，要磨炼韧性，这是必要的性格特征。在西部工作，不会只有一个困难，也不是仅凭一个人就能克服困难。碰到挫折还要接着干，不要轻易放弃。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要有目标，目标不一定具体，但一定要有干出一番业绩的决心。第四，要多思考，勤实践。惟其如此，才能有所提升；否则，非但不会做出什么成绩，还会错过很多锻炼成长的机会。”

李重庵的人生充满了曲折，但他始终能够辩证地看待这些经历：一方面，这些曲折确实浪费了宝贵的青春时光，留下了不少遗憾。而另一方面，这也使人丰富了阅历，经受了历练。在困境中学到东西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总之，“少上了一些专业课，多上了一些人生课。”李重庵认为，“‘失’可以弥补，‘得’则是受益一辈子的。”

最后，他动情地说：“让我们一同遵循着北大先哲们的榜样，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扎扎实实地前进，‘把根扎在中国的大地上’，大地就是我们的国情，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

采访手记

之前与李重庵校友的三次约访都因故改期，已近农历岁末的一个清晨，站在燕园东门外等车的我，心中盈溢着无尽的期许，也浮现出一丝丝忧虑。期许自不必说，能有和李重庵校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实属殊荣；忧虑亦毋庸讳言，工作繁忙的校友哪能抽出如许多时间一一回答我准备的问题？顿时，一股凉意猝然涌来。约摸一个小时后，汽车在东厂胡同的巷口缓缓停下，幽然静谧的小径让我一下子倍感亲切。向前方望去，民盟中央朴素的办公楼就坐落在那里。

约定的采访时间是上午九点，上楼之后才发现自己早到了半个小时。进入李重庵校友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的房间布置得井然有序，种类繁多的报刊、书籍成为这里最重要的装饰品。他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声让我顷刻间寒意全无，此前的种种疑虑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采访过程进行得异常顺畅，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尽情随性的谈吐中没有丝毫盛气凌人和矫揉造作，有的只是一名睿智长者的淡然豁达与慈爱谦和。

“呵呵，都1点半了！”当我问完了全部问题的时候，他才看了一眼办公桌上的时钟。整整五个小时的访谈，那清晰的思路，那动情的话语，让我在这位忘年学长瑰丽华彩的人生岁月中恣意畅游，时而痛惜扼腕，时而凝神思索，时而振奋感动。长达五个小时的访谈，茶几上纸杯中的水，却一动未动。依依握别的瞬间，一股温煦的暖流从李重庵校友的手掌贯穿了我的全身。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反复品味着李重庵校友常说的那句话：“让我干一份工作，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要求自己把它干好。”回想起费孝通先生的书，和他的那句不朽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我最终真切地体悟到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片土地、对于这个民族的那份厚重的责任。（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吕晓轩）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