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曾宪章，男，1944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任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现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法硕士生导师。

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在山西盂县石店煤矿当工人。1969年5月至1972年2月，在四川江津拖轮队当工人。1972年3月至1979年12月，在四川江津1701信箱工作，先后担任工人、理论教员。1980年1月至1985年5月，在成都航空工业学校工作，历任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校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85年5月至1988年5月，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专职常委、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1988年6月至1992年1月，担任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1992年至2003年，担任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四川省委第六届、七届候补委员。

曾主编《行政监察常用法律文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比较监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行政诉讼法指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走向世界的中国律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四部著作，出版专著《改革与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部。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1944年，曾宪章出生于地居长江要津的重庆市江津县。这是一个位于重庆西南的小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曾家是一户典型的城市贫困家庭。他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人称“曾老好”，以从长江边挑担卖水为生。当时，一大担水卖四分钱，一小担卖两分钱。父亲每天以瘦弱之躯挑担卖水，总收入仅有几毛钱。母亲卖菜为生，起早贪黑，辛苦赚钱。父母的收入勉强能维持全家人的最低生活。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贫穷困顿的生活使他从小就非常懂事，看到父母亲如此劳累，他的心里如刀割般难受。每天放学归来，他总是主动承担起沉重的家务。每天早上三点多起床，跟着母亲去城外收购农民送进城的菜，然后到市场上叫卖，七点过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后又挑菜沿街叫卖。谈及小时候的经历，他深情地回忆道：“记得那时候每年大年初一我都要上街摆摊卖萝卜丝，一分钱一盘。卖得最多的一年卖了一百多盘，赚了一块多钱，当时真的是欣喜若狂。”

当问及儿时的他对以后的生活有何打算和期望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说有很大理想是骗人的，想的是多帮家里做事，尽到当老大的责任。”生活的困顿激励他奋进，他告诫自己：有读书的机会就要好好学习，作为家里的老大，上有劳累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弟妹，自己要为家里排忧解难，承担起责任。

品学兼优，结缘燕园

1957年，他进入江津一中学习，在那里度过了初中和高中生活。这所学校在当地颇有名气，是聂荣臻元帅的母校。

高中时，他成绩优秀，考试经常是全班前两名，“不考到前一两名都觉得惭愧”。 当时中苏关系密切，他曾修习俄语，成绩也非常好。课外，他积极参加学生工作，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在当地小有名气。尽管生活条件很差，但艰苦的磨炼赋予他健康的身体，他曾获得全校短跑冠军，为后来在北大加入校田径队打下了基础。

1963年，他参加高考。时任江津一中校长的熊秉恒对学生充满关爱，推荐他报考北京大学。面对工科、医科和文科三张志愿表，他选择了工科，却因幼年无钱治病、眼翳留有残痕无望报考。转投医学，他想报考军医专业以便日后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可又因视力条件不够，在临考前十天接到通知不能报考。他只好临时改报文科。当时，他的第一志愿选择了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第二志愿选择了法律系，第三志愿选择了政治系。而他当时对法律专业基本一无所知，改报志愿后，他花了几天时间狠补历史知识后，便走上考场接受检验。

1963年夏天，他不负众望，拿到了北京大学寄出的通知书，成为当年江津一中考取北大的两人之一，也成为北大法律系当年在四川省招录的两人之一。

即将踏上北上的行程，面对比自己小9岁的妹妹和比自己小12岁的弟弟，他知道，自己上学之后没有人再能帮劳累的父母分担家务。从接到通知书到离家的半个月时间里，他每天上山打柴，直到一捆捆柴把家里的堂屋堆满，他才踏上离家北上的漫漫求学之路。

燕园的求知者

1963年至1968年，曾宪章在北大法律系求学。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大，求学氛围相当浓厚，同学们专心听课、认真学习，同学之间关系融洽亲切。老师们尽责尽职，对学生相当关心，师生关系非常好。当时，北大教授们的授课质量在全国高校首屈一指，很多授课教师都是国内法学领域的一流专家。

他喜欢听课，最喜欢的主要有法学理论、法制史等课程。除了专业课，他还选修了哲学、历史等课程，曾通读《资治通鉴》等书。回忆那段求学的历史，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尽管看这些书都是走马观花，但它的潜在影响力量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历史和哲学的观点，是不能学好法律的。”

在燕园求学的几年是他人生中关键的几年。在那几年中，他夯实了知识基础、提高了思考能力，培养了读书和分析的习惯，这对他有着贯穿一生的影响。他满怀深情地说：“北大的校风和学风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养成思考的习惯是在北大几年学习中最大的收获。”

1968年，他毕业分配。一直以来，他期待自己能够从事政法工作。谈及当时的毕业选择，他真诚地说：“当时的环境给我们的信念是到越艰苦的地方去越好，这是当时的环境。我上大学的几年，吃、住都是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因而党把我们安排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与当代学生成长的环境相比，既有可比性，也不完全有可比性。”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被分配到太行山，成为山西盂县石店煤矿的一名工人。

“埋了没有死”和“死了没有埋”

1968年，他来到山西盂县当煤矿工人，在当地人眼中，煤矿工人是“埋了没有死”的工种，除了非常劳累，还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他虽然身强力壮，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却也让他几乎连腰板都直不起来，但他没有失落感。在煤矿，他和周围纯朴敦厚的煤矿工人同吃同住，打成一片。穿的是工作服、吃的是难以下咽的“河捞”、同十多人睡一铺大炕，工人师傅对他非常认同。

后来，盂县法院准备调他去工作，但他坚持要回家乡，他希望能够照顾父母。他的愿望得到了好心人的同情和帮助，尤其是一位老八路和当时盂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帮助，令他难以忘怀。刚到盂县报到时，他住在盂县招待所，曾经遇到一位老八路，在聊天的过程中，老八路对他的经历表示同情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后来，老八路带他去县委组织部部长家里。组织部部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他的经历也深表同情，不顾自己正在病中，亲自为其办理调动事务。事隔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从山西盂县调走的干部，更加体会到这些帮助的珍贵与不易。他深情地说道：“我后来给组织部部长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回信。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有很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这位组织部长和老八路，与我萍水相逢，却有这样的同情心和爱心，帮助人后又不求任何回报。他们乐于助人的性格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一直谨记要以帮助他人为乐，特别是要帮助弱势人群。”

1969年，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在江津拖轮队工作，先是担任传播电工，后来又去体验纤夫的工作。拉纤的人大多数成不了家，死了之后没有人领，遗体随江水漂走，因此被称做“死了没有埋”的工种。他们是真正的游民，居无定所、以船为家，夏天太阳暴晒、冬天江风刺骨，那种受苦的滋味让曾宪章刻骨铭心。

从“埋了没有死”到“死了没有埋”，他先后从事了世界上两个艰苦的工种。而也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对农民兄弟和普通百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影响着他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对他的成长和人生有着巨大的触动和影响。

“要把所学的知识交还给老百姓”

1972年，曾宪章调任至江津1701信箱工作，这是第五机械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单位，他在运送炸药的轮船上担任充电工人。不久，他被调到宣传部担任理论教员，这是他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回归。但是，他并未因此产生优越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在基层工作的时候一直感觉非常愉快，对工作很少有高低贵贱的区分。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八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这句话对曾宪章的刺激非常大，他一直决心要把所学的知识和自己的青春交给老百姓。谈及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的得失，他始终认为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才让他真正明白了有机会学习知识的难得，更坚定了他把所学的知识交还给老百姓的决心。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更是他们那一代人集体的经历和记忆。

1980年，他被调至成都航空工业学校工作，担任理论教员。后来，他转到学生工作部工作，担任副部长。航校的学生进校时只有十六七岁，充满朝气。他积极开展品德教育课，注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以学生关心的问题为切入点自己编写教材，受到学生好评和学界认可。他和学生们一起做操、一起参加活动，以身作则。他充分关心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对学生的困难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在他主管期间，没有一个学生因为毕业分配闹过意见。

1983年，中央出台政策，明确指出要选拔年轻干部。1984年，深圳市来到成都、重庆招录政法干部，他被选中。但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和成都航空工业学校都不愿意放走他，第三机械工业部为了留住他，决定提升他担任航校党委书记。在他看来，得到组织的信任和挽留是无比崇高的，便放弃了去深圳的机会，专心工作。

执著的法律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从事兼职律师的工作，是全国最早的律师之一，也是1983年“严打”期间愿意出庭辩护的少数律师之一。担任兼职律师期间，他很少收费，办了一些有影响的案子，受到了较高的评价。

1985年，他调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当时，在全国省级人大既担任常委又担任法工委副主任的干部中，他是最年轻的。回到本行，他对自己提出了为四川省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的要求。他和同事确立了每年召开全省人大法制建设专门会议的制度；在地方性立法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卓有成效；在协调公检法系统之间的关系、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方面也有所收获；就主管工作发表了若干有影响的文章。

20世纪80年代末期，监察部设立。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决定任命年轻且懂法律的干部担任四川省监察厅的领导职务。1988年，曾宪章调任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一职。在他看来，从事针对干部的行政监察工作是进步且具有开创性的事情，重要的是工作本身有意义，而非官位的高低。1988年底，他参加全国监察系统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如何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党纪又不同于法纪的行政监察的路子”，给监察系统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春节前，他调任四川省司法厅厅长一职，开始了11年的司法行政工作生涯。他从抓改革、抓发展入手，一心扑在工作上。半年内，他奔赴全省二十多个地市的司法单位及监狱调研，致力于将司法单位打造成有能力办实事的单位。面对当时的国内发展形势，他适时提出“司法行政工作要有为才有位”、“司法行政工作要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工作思路。全国律师体制改革也是从四川开始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四川省监狱从全国监狱中较落后的单位成功转变为监舍稳定的单位，这对当时关押罪犯占全国罪犯十分之一的四川省监狱系统有着重大意义。他强调对劳改罪犯实行人性化挽救，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塑人生。他注重到基层开展调研工作，有针对性地指导和调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

工作中，他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困难的核心在于司法行政缺少法律支撑。本着“有为才有位”的工作理念，十五大之后，他从抓律师制度改革、监狱劳教工作改革转变为抓法制建设、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司法所建设等方面的拓展和改革。在他的主持下，四川省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当天（1996年5月31日），就为在广东打工的四川籍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取得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此外，他还重视安置帮教工作，率先成立安置帮教处，为曾受过关押、劳教的人员提供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帮助。一直以来，他笔耕不辍，主编出版了多部与法律相关的著作。1998年，他集结自己在司法系统工作的若干思考和文字，出版专著《改革与探索》，被誉为“对司法行政改革的思考和经验总结”。

2003年，他从领导岗位卸任。此后，他从不去任何一个司法行政单位，从不把以前的工作范围当做自己的地盘。单位请他指导，他总是婉言谢绝。这更加体现了他豁达大度、无私无畏的性格。他乐于助人的品格更受到社会的称赞，外界普遍评价他“有正气、有能力、有水平”。谈及自我评价，他坚定地说：“我是一个说老实话的人，很多时候没有完全按照官道办事。这是我的特点，更是北大人的特点。在我的价值观中，当官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财产，而是真心诚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无论在哪里，都要做点实事。”

现在，他还担任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和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职务。他一直很关心律师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好的律师应该是好的法律人和社会活动家，要忠于法律和事实，要运用法律知识来进行社会活动。他对当下律师行业中出现的浮躁现象也颇为担心。

多彩人生

退休后的曾宪章生活丰富而充实，保持着在北大养成的喜欢看书、思考和写作的习惯，保持着助人为乐、广结善缘的习惯。

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幸福。他的夫人也是四川江津人，在四川省甘孜州工作了十多年，后来随他到成都航校、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等地工作，是最早担任高级警官的女性之一。他有一对儿女，对于儿女的教育，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如何做人，他要求儿女们要立志、要有学识、要有恒心。儿女们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继承了他身上很多优点。女儿现在在国外生活，儿子取得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工作。

谈及当今中国的法律教育，他认为中国的法律教育与国际先进的法律教育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尽管新一代法律人在法律知识上懂的比老一代人多，但是对于社会舆情了解少，理想主义的成分比较多，到了社会上就会碰到困难，甚至会碰壁。现在的学生碰到的问题，比以前的问题复杂，同学们要做好经历挫折和克服困难的准备。他建议当代的法律人要着眼于提升自身的素质，在《民商法》、《国际民商法》等方面加强学习。

针对当代大学生“眼高手低”、“血拼东部”的现象，他认为，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大有可为的。东部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西部发展缓慢、瓶颈很多，这些都需要优秀的人才来解决。北大学子办事能力、处事能力是很突出的，这是北大给我们的财富。然而，北大人也应当对自己有正确恰当的定位，定位要适中，一步到位非容易之事，要通过几次甚至是十几次的努力才可能达到理想的境地。面对现实要有平常之心，要吃得起亏，不要一开始就定位过高。

认真做事，保持平常心，在曾宪章看来，是人生的金科玉律。

采访手记

曾宪章校友的经历可谓坎坷，从成都航空工业学校算起，三十多岁之后才算步入人生的正轨，驶入快车道，但他取得的成绩、受到的认可依然让人羡慕。曲折的道路、光明的前途交织在一起，愈发显出他的坚韧、执著、进取。

从“埋了没有死”的煤矿工人，到“死了没有埋”的纤夫，再到船舶的充电工人，他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一直在基层从事着最普通而又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这十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听到他讲述这段曲折的经历，记者忍不住问道：当时的他是否有过失望和彷徨？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怎样让自己不对未来失去希望？他笑了笑，停顿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更是他们那一代人集体的经历和记忆。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把工作做好，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正是因为有了这颗平常心，他真正明白了有机会学习到知识是多么不容易，更坚定了要把所学的知识交还给老百姓的决心，继而在之后的法律从业之路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正是因为有了这颗平常心，他在最困顿的时期仍心存希望之光，没有气馁、没有放弃，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正是因为有了这颗平常心，他始终保持着一身正气，执著于作为一个法律人的理想和信念，乐于助人、不求回报。

对曾宪章校友的采访是在成都一个温暖的春日下午进行的。对于记者来说，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在聆听一位前辈的教导和人生感悟。从他坚毅的眼神和充满智慧的话语中，记者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北大精神绝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由一位位充满理想而又实干的北大人垒叠起来的一座丰碑。（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6级本科生 龚婷）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