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城市居民人口数量首次在历史上超过农村居民。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手段促进了大都市圈和“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也将“世界城市”这一主题搬上了城市研究的舞台。

11月5日，“构建和谐的世界城市”分论坛第一场中，来自中、日、法、美、印等国的学者围绕“世界城市的建构、发展与挑战”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探索新时期创新型、世界化城市发展新思路。

经济与创新，世界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

“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凝聚度与发展水平，主要是受到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来自东京大学经济系的Takatoshi Tabuchi教授基于对联合国的统计数据的分析，阐明贸易和交通成本对于城市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他表示，经济的聚集化作为世界型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内部的交通成本与对外的贸易开放度相关。而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导致了国别发展的主要差异。

来自法国的图鲁斯大学经济系的Emmanuelle Auriol教授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观点。她围绕发展中国家是否应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这一长期存在的争论，强调大量以中国为代表的，在生物工程、软件研发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如需进入西方发达国家更为高端的贸易市场，就必须重视这些方面的创新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京都大学Kiyoshi Kobayashi教授看来，创新同样重要。他认为，创新型城市的建立不仅是发达国家得以实现城市复兴的主要推动力，对于国家产业的建设与创新经济的出现同样至关重要。在新时期，上海、首尔、东京等东亚城市作为创新型城市的代表，在为全球商品、服务供应链提供大量创新内容的同时，也将建立创新型城市理念的触角伸向全球。

北京、上海发展考量“世界城市”中国模式

中国是此次论坛的东道主。中国的典型城市也成为了各国学者讨论的焦点。

“官方和学界通常使用国际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反映对于创新型城市的理解，而北京无疑是高端国际城市的典型代表之一。”北京大学秘书长杨开忠教授率先将目光投向北京。他强调，建设国际型城市对于中国经济与生产模式的转型，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过渡，国民政治的改善以及城市引领作用的发挥有着巨大推动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向规模导向、创新导向型转变，克服本世纪以来的生产发展瓶颈，从根本上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清华大学顾朝林教授看来，北京的地标建筑随时代所产生的变化是北京由国家形态走向国际形态的鲜明表征。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后奥林匹克时代场馆的利用和使用、文化产业化、社会管制体制与建立合理规划是我们实现世界城市的发展所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他提出“我们的城市再扩大下去，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将会是什么”问题，将引发更多探讨。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朱介鸣教授将中国上海与新加坡进行了对比，并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供给的促进，是政府的作为之一；社会和谐的建设，是政府作为之二。”同时，朱介鸣教授还探讨了社会多元化与市民归属感、竞争力增强与环境保护、国际事业与本土文化、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这几对矛盾。他将上海新天地、八号桥、石子坊等案例贯穿其中，对建设以上海为模板的世界型城市提出了富有实践价值的建议。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法教授对香港——这一中国发展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城市与中国腹地的融合以及互补提出了独到观点。

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