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凯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组织理论、组织行为与非政府组织管理，著有《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机会与约束》等。采访当天，一身休闲运动衣的田凯老师将记者迎进他的办公室。采访过程中，当记者脸上沁出汗珠的时候，田老师还很细心地把室内的温度调低了一些。

当谈到自己为何会选择教师的时候，他坦然一方面自己的性格比较直率、不喜欢受约束，不太适合去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就是喜欢与学生交流，学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启发，当自己的教学给予学生帮助的时候，也会有种成就感。

田老师很看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我们学的是一门入世的学科，因此一定要了解社会的现实，一定要有实践能力。现在学生的生活很幸福，但同时也很痛苦，因为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中，没有足够的管理经验，许多理论上的东西理解起来不容易，因而要通过案例来使学生了解。”他这样说到。

在田凯老师开设的“组织与管理”课上就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组织与管理”的课程作业也是以讨论为主，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需要围绕课程的核心主题，结合经验材以PPT展示的方式进行案例分析，而不需要提交论文等作业。田老师认为，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只让学生写报告，写读书笔记是不够的。来自不同院系、年级的学生组成小组完成PPT，田老师首先关心的不是PPT的内容，而是他们合作的过程，比如小组是怎么分工的。“很多学生告诉我，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他们告诉我怎么在师生缘、在泊星地、在农园一起讨论的，学生们从讨论的过程中就能学到组织和管理的知识。”

同学们在课堂上展示PPT时，田老师会当堂指出学生们的优点和不足。政府管理学院的尚同学说“田老师善于发现并肯定同学们思想中的闪光点，并给我们以启迪，他总是以肯定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同学。”而田凯老师自己也说道：“我首先会肯定他们的优点，但也会指出他们的不足，在第一次指出不足之后，我发现学生们都有一个整体的提升。”

对比牛津的教育模式，田凯认为，从学术上看北大的本科生教育质量还是不错的，主要差别在高端博士生的培养上。牛津很强调思辨的培养，他们的讨论氛围很放松、古朴，学生可以思考一些不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交通堵塞、污染；而可以思考一些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本源问题，比如人性、基本伦理道德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人来思考，而中国当今面临很多现实压力，因而更多关注现实问题，这虽然能够回应现实的需要，但总是关注对策性的研究，总是在救火，会影响理论研究的深度。“如果仅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研究，就会有问题，这也可能是中国研究水平低于西方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田凯便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性。“在讨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同学们思辨能力得到了提高。”每个小组会看到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即使看到了同一方面，但观点仍然可能不同。因此会相互借鉴或比较。如果有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当学生与人进行短时间的交流时，即使对方的逻辑再糟糕，条理再不清晰，学生可以很快的理解对方的意思和逻辑；另外，即使学生的心情再糟糕，脾气再波动，可以短时间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思辨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是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是从事任何职业、研究都需要的。

“我特别鼓励大家读经典，一个人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长。”而田凯自己也是涉猎广泛，他的办公室的书架上堆满了各学科的著作。哲学方面的如《庄子》《老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学方面的如《金刚经》、艺术方面的如《近代名画大关》、武术方面如《李小龙》、此外还有管理学、财政学、历史学等等方面的书籍。“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被学科限制住，学科只是为了较好的界定而从形式上进行的分类，但是我们研究的问题通常是跨领域的，因此也一定要在掌握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的准备。”他笑着告诉记者。

田凯老师每两周都会与自己的研究生开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的材料是从公共管理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如 “Jpart”上选择的文章，讨论用英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激励同学们去阅读经典文献，也为他们培养了阅读英文文献的习惯和能力。“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你没有阅读英文的能力，会极大限制你资料获取的范围。语言是一个拓展知识空间、思维空间的最重要的工具。世界各族人民、各种文化、各种文明都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由于语言的限制，往往不能很好的理解他们。”

谈到对学生的期望时，田老师说：“学生还是要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短视，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存在，社会的很多激励方式也会导致这样一种追求。学生生活在其中，作为一个尚未走向社会的群体，加上就业和生活压力很大，不能要求他们出淤泥而不染，更不能把社会上这种变化的责任全部推倒学生身上。但是，作为处于青年时期的学生，还是要有一种理想主义，要对社会有责任感，尤其是对我们北大的同学，要站在知识的前沿思考和反思问题，不仅看到现在，更要看到未来。

这种理想主义，在田凯身上也一直存在着。田凯的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非营利组织，他说，“2001年当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观察到慈善组织在中国的大量兴起，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他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出于对社会的关怀，就一直延续着这个领域的研究。”

在他看来，NGO不可能达到政府的作用力，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很多资金需要来自社会的帮助，因此需要与NGO建立伙伴关系。虽然政府和NGO中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政府与NGO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是必然的，从组织运作来看，这样也是最有效率的。

在谈及大家比较熟知的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时，田老师认为，红十字会有一定特殊性。红十字会在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因而他选择一些政府官员作为自己的领导，带有一定符号性的意义。但它会注意不要过于行政化，保持自己作为NGO的资源优势。而谈及希望工程与政府的关系时，田老师说，目前希望工程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在农民工子弟随父母大量进城后，呆在农村的学生已经大量减少，有些曾经的希望小学被闲置，还要不要建希望小学。但是主要问题还是缺乏制度性的支持而不是需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这些也是希望工程正在思考的问题。

而志愿服务作为很多NGO赖以生存的基础，对此田凯也有自己的见解。田老师认为，目前中国的志愿服务现状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人均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太少，制度化的程度较低。但2008年的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提升了大家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和了解。在他看来，志愿服务不一定毫无报酬，一定要在志愿者本人保证其基本的生存条件下进行。“组织方给志愿者提供伙食、保险、交通等非商业的补贴是应该的，社会提倡的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为他人做事。”

谈到中国目前非营利部门的人力资源利用状况，田凯认为还很不够，相对于美国的80%以上，中国只有20%。“尤其是老年人这方面开发程度很低，中国的退休年龄是60岁，而平均寿命是75岁，这其中最起码有5年的时间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而且相当多的老年人是有丰富的经验，比如老教授、医生等。社会上对志愿服务有大量的需求，而老年人也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但是缺少这样一个环节来使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这时就需要发挥NGO、政府的作用。”

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