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危机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性影响已经稍有缓和,但不可否认的是,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世界经济仍然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对此,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参与了以“后危机时代世界面临的挑战”为主题的北京经济分论坛,深入讨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即应对措施。本次分论坛会议于11月3日上午9点整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正式开始,各国专家学者就“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中国与世界”、“国家与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四个话题进行了深入学术研究及探讨。
多种模式的资本主义:改革与调整势在必行
通常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它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模式。我们习惯性地将世界上的经济模式分为两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内部本身也存在很多不同模式,正如姚洋教授所说的:“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有危机并不代表所有的资本主义有危机。”
第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他提出了一种超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美国强调的高竞争、高收入、高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这种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的出现与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关系。而如何跳出这种超资本主义陷阱,姚洋教授认为,对美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必不可少”。
来自华盛顿大学的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则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都具有生命力但又基于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制度。”“从生命学的高度来考虑,两种经济体系都应该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可持续的发展体系。”所以虽然两者有国家和市场的区别,但大致上“是可以替代的,即社会主义能替代资本主义。”
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在对经济系统的分类和影响做了简单的阐释后指出目前世界的经济分类存在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新的方法进行分类,这种分类要体现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和创造性,掺入人的因素。他提出了建立一个激励体制的出发角度和激励条件,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分析了激励机制应产生的效果。教授指出:“激励分外在内在,且其分界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地调整。”
这一话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Keun Lee教授,他教授首先介绍了东亚的资本主义全球系统,认为其与欧洲的模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有两个支柱:政治指导性及开放的战略性。其特点是创新以及有一些世界性的大型企业。但这种系统也面临着危机,即怎样将它升级高附加值产业以及存在民主问题。教授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如:实现更好的经济监管和市场开放以及建立一个更好的新的金融体系等。
在各位教授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端,一个总的共同认同的观点是: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之间需要相互的交流和借鉴,这样才能更好地度过危机。
中国与世界:借鉴与学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并迅速赢得了世界瞩目,其迅猛增长的势头在受到全世界人们刮目相待的同时,也逐渐凸显了很多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将中国经济与不同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点和弊端,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中国与世界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之处。
来自美国的Pranab Bardhan教授首先将中国与印度放在几个相同的层面进行对比分析。教授认为,在企业资本主义方面,印度企业的透明度更高但是其基础设施非常薄弱;而在寻租资本主义上,中国更加普遍;在国家资本主义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商业化程度很高,印度的国有企业商业化程度更低一点。”但在中国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权贵资本主义。结合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的观点,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在中国要加强市场的竞争,中共领导人要想得到提升关键在于管经济上的成绩”、“中国经济有很强的二元化特色,要为下游的合资企业提供服务,不能取蛋杀鹅。”
来自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教授再次提出了超资本主义的概念,将中国与发展主义国家的概念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改革使其成为了成功的发展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发展主义经济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弊病。所以中国在发展中也要注意三个问题“经济政治目标是首要的,同时要奖励刺激结构,并促进经济良好增长。”
黄育川学者将中国和美国的体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政府主导,后者市场主导。虽然两种体制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两者的发展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不公平现象加剧,监管体制存在问题,企业规模太大,缺乏创新力,竞争都与政治有联系。
肖耿教授则将眼光主要放在了中国内部,他分析了中国在转型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认为其原因在于:“制造业的发达,顺应了全球的潮流,基础设施供应链成就巨大等”。但教授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全球制造业的缩减,金融部门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公平与公众参与问题以及民主被考虑进政府服务供应链的问题等。
与世界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30多年的成功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一模式确实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模式的优点同时关注其弊端,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去减少这些弊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与资本主义:政府调控必不可少
在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和政府始终扮演了两个重要角色,如果把市场比作一只无形的手,那么政府就是一只有形的手,两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才能促进经济的迅速健康发展。
Regis Bonelli教授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大推动模式,在增长过程中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应继续发挥作用,进行协调。同时,教授指出市场自律并不能有效防范风险,政府的职责就是培育市场、保护市场的纪律。教授将政府的职能定义为——协调与扶持。“协调解决起步的问题,扶持解决危机问题。”治理与市场是相辅相成的,需要有一个政府来启动经济的增长,因此大增长的理论是有用的,政府要确保市场的纪律落实到位。
来自日本的Noboru Hatakeyama教授认为资本主义要变化,要越来越多地接受政府的管制,而发展主义则要进一步开放与自由化,减少政府的管制。教授再次提到了,发展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要相互交流借鉴学习,并提出了建立十国集团的设想。
Kim Sunghyun教授通过分析欧洲的财政转移强调了政府管理约束市场的重要性。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到欧洲,使得欧元资本主义市场解体,资本外逃。而欧元区选择的解决方式是财政转移。欧元区有完整的体系:成员国分享财政收入、共同财政原则、第三方评估、政府的安排,所以政府在欧元问题上需要承担监管者评估的作用。
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存在希望
透过这一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透过这一次金融危机便能看出,那么,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该何去何从?它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又将呈现出一种什么趋势?
黄卫平教授对之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有时候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当然,他也指出,未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缺乏动力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得到调整。在经济协调方面,教授提出了一个“U”字形理论:即在在好的时期和坏的时期都能够实现协调,但是在转型时期却很难实现,而我们就正处于这种转型时期。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Barry Buzan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在一个多元环境下看待和谐,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资本主义面临的新现实新格局是:存在多种形式且要面对垄断。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思路:认为世界将“会出现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只有地区性强国,没有掌控世界的超级大国,资源均匀分配,权力分散到各处。”
Paola Subacchi教授认为“经济中心转移,全球失衡,经济危机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欧债危机紧接着美次贷危机爆发,地区性问题可能出现世界性影响。”所以世界国家应加强各国之间的检测,呼吁合作;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各国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赢并审慎考察经济政策。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发展主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形势下,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充分吸收各个经济体系的优秀之处,借鉴其经验教训,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完善自身,实现经济的再次发展。中国更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充分利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在开放的基础上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后危机时代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编辑:焱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