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钟夫，籍贯浙江，经济学博士，曾在电子工业部、国务院研究室、北京市委、宁波市政府、北京奥组委工作，现供职北京市委研究室，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决策和战略研究，是首都经济、总部经济、世界城市的主要研究者。余钟夫在在本届北京论坛“世界城市精神传承——经验与创新”分论坛中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致欢迎词并参与相关演讲与讨论。记者以此为契机就政府视角下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问题对余钟夫进行了采访。
记者：余老师您好！这次采访的话题主要为政府视角下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问题。您作为北京市委研究员，实际上在兼顾学者与政府人员的双重身份，您认为这两种身份在考虑城市建设决策的时候，其视角有何异同？
余：首先，两者有很多的相通性。作为政府研究人员，在做出城市建设决策建议的时候一定是会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两者均是以科学的态度来探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我国城市现有的条件与状况。同时都是为了解决城市当今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城市安全问题等等。其次,两种身份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学者更加注重学理的研究，更多是规范的应然层面的探讨，可能不太会考虑这个研究在实际当中当前便去解决问题可能性的大小；而政府决策研究者更多的是应然层面的研究，从实际条件出发，看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能解决些什么。这种差别也就会导致一些学者看来会比较着急，而政府的决策较理想层面有一段时期的延后性。举一个例子，如北京城市发展中南轻北重的问题。北京的资源多集中在长安街以北，包括行政资源、商业资源以及医疗教育资源等，同时北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超过南部。这种现象从理论上来讲是不合理的，从情理上来讲也是不公平的，相关学者也早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对政府工作进行了很多的批评。但是，从决策研究的角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北京政府投入的能力。之前进行作为的能力有限，但随着不断的发展，我们政府开始有能力并着手进行南部地区的建设。这过程当中学者和政府人员的步伐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但不能否认两者行走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最终还是为了城市良好的运行与发展。除此之外，两者还有一点不同在于，学者的研究相较更加理想，甚至完美，而政府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记者：那政府管理人员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是从自己看到的现状出发，并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观点的影响。但是一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的群体，其中弱势群体也占到一定比例，由于我们的决策机制与弱势群体自身文化水平等因素，他们很难进行自身利益的诉求。那么政府在城市发展决策当中如何考虑这些人的意见与利益？
余：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来站在决策参谋者的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但是公平问题是否得到重视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或者伦理上的命题。而决策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首先需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情怀，即对社会普通人、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扶弱济贫。我们政府的理念也应该是这样，以人为本。同时，政府进行决策是依据一定的流程和路径，而我们需要把对这些对弱势群体的关照，以及政策疏漏之处，加大提出的力度，并且更多考虑到可操作性的细节，进而为弱势群体建言，起到保护他们利益的作用。
记者：刚才余老师在论坛上题为“宣传世界城市精神，建设和谐世界”主题报告中也提到了7•24北京特大暴雨事件。该事件后，政府在城市建设决策当中也加大了对城市安全问题的关注力度。那么城市安全问题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定位？
余：最近几年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安全问题的出现，尤其是今年水患灾难，对北京上下震动是很大的。具体政策实施方面，政府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我也不必多说。但从观念上来讲，从干部到群众，城市安全的意识是大大增强了的。城市安全是北京发展的重中之重，当今阶段，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当今北京已经进入经济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居民收入较好的时段，发展固然重要，但一定要开始把城市综合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过去北京的发展速度太快，包括地下空间的利用也太快。整个发展就就像一辆一百八十迈的高速车一样，潜藏着无数安全隐患。就以地下空间利用为例，北京的地下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百纳布，它是由一块一块的区域拼接起来的。城市某一区域对地下空间进行了一个规划，另外一个区域也做了另外的规划，最后慢慢拼接起来，甚至有些地区之间尚未实现缝合。而这样的发展，势必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
记者：那顺着老师的话题，水患之后便有社论提到北京大雨拷问“城市良心”，认为一个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而北京的地下布局与规划便欠下了一笔“良心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这就是北京过去发展速度太快，地上、地下规划布局不同步，以及多头管理合作协调不到位的结果。目前北京地下空间的摸底状况都不是很明确，但东城区曾经做过地下空间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的摸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考虑到全市面积这么大，工作还要循序渐进的进行。再考虑到北京位处地震带上，地震多发，地下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不管怎样，当前北京强调安全问题的话，除了政治安全、社会稳定，预防突发事件外，还要多加考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城市灾难的发生往往是一瞬间的，灾难发生之前人们觉得安全问题很遥远，但是一旦发生，便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了。
记者：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当中会有多方的参与，比如政府、企业、社区、市民等等，那您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余：首先要强调的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是北京一座城市的事情，而是我们国家发展、中华崛起在北京这座城市上的体现。另外，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确需要各个部门的合力进行，包括企业、社区等等，因为世界城市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城市管理水平、城市文化水平、国际化水平，从硬件到软件，从总体到每一个个体。而现阶段，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受到我们制度文化的影响，首都的发展还是一个政府主导下发展的模式，所以政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市民公民素质不断提高，公民意识的持续增强，市民参与世界城市建设的程度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发展，这使公民参与的渠道更加宽泛、便捷，更具效力。慢慢的便会形成政府和市民共同推动城市建设的局面。
记者：刚才余老师也提到了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不是北京一座城市的事业，更是一个国家发展在这座城市上的体现。而北京市异军突起的现象已经开始备受关注。我们如何才能使资源更加均衡分配，进而照顾到北京周边以及河北地区的发展？
余：我曾经到过河北调研，也看到过有网民抱怨北京，说可恶的北京就是华北大地的吸血鬼，华北平原的乳汁都被北京吸干了。这些话带有情绪，但也反映了一些现象。京津两地本来就属于河北地区，他们分离出来成为直辖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北母体的发展。但我们应该从不同发展阶段看待问题，每一座城市发展都会经历先集化效益后向周边辐射扩散的过程。而当前，北京各种资源渐渐饱和，已经呈现出向周边辐射扩散的趋势。就如北京进行产业转移，企业外迁等。我认为，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的希望与机遇在于北京，而北京资源饱和后，其发展出路也在其周边，最终是会改变北京异军突起的问题，形成北方城市群的共同发展。现在北京已经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通过北京周边城市与首都发展的接轨，其规划与执行会更加具有操作性。
记者：回归到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话题，我们究竟为何要建设世界城市，世界城市能给带来怎样的益处？
余：打一个比方。在一个班级当中，有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之前他的学习不好，同学们也不是很重视他。但当他意识到自己落后之后，拼命进行学习，现在已经处在了班级第二名的位置，并在班级上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同学们关注他，希望他可以承担起更多的班级责任，而他自己也重视自身的发展，在班级上竞选班委会成员等等。但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同学会感觉到不自在，接受不了之前成绩这么差的大个子竟然跑到了班级的前几名。在这个例子当中，中国就是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我们建设世界城市则是客观历史的要求与国民主观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角度看，当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居世界前一二位的时候，其首都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具有世界性。主观角度上，中国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自始至终拥有着大国意识和天下意识。正是在两者共同的作用下，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如此理所当然、水到渠成。 (校报记者 刘镇杰）
编辑：剡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