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刚刚揭晓，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口市文物考古所联合发掘的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成功入选。时庄遗址入选“十大”可以说刷新了若干条“记录”。其中对北大而言，连续两年由同一个教学科研团队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同一个县区（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连续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淮阳平粮台遗址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成绩的背后自然是不懈的努力，但也有很多的故事。
淮阳时庄遗址——“天下第一粮仓”的新发现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年代属于龙山文化末期至岳石文化时期，距今有3700年以上的历史。2019年4月，遗址在配合时庄村招商引资企业建设选址用地的考古勘探中发现。因为发现的重要性，考古队随之对其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2019—2020年共揭露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发现了一座集中存储粮食的古代粮仓城。
时庄遗址位于豫东黄河泛滥区，处于一座高出地面的台地之上，属于当地典型的“崮堆类遗址”。在遗址的发掘区内共清理了各种仓储类的遗迹29座，包括地上式和地面式两种类型。其中，地上式建筑最为特别，数量也最多，建筑方式是以土坯垒砌成多个高于地表的“土墩”立柱，土墩直径0.5~0.9米之间。其上铺垫木板作为仓底，木板之上再以土坯砖围砌一周形成仓壁，推测其上部应封顶。这类地上式建筑平均面积8~14平方米左右，体量不大。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在河南杞县鹿台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均有类似的发现，虽然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是仓储类的遗迹，但对其功能、性质的认定仍缺乏可靠的证据。此外，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也尚属首次。
田野考古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此类建筑遗迹的性质。显然，仅仅依靠传统的考古发掘方法已经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而必须求助于现代科技。经过多年的探索，北大科技考古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科理念，就是以田野为起点、以考古问题为导向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工作模式。田野考古过程中，任何一个遗迹都有建造、使用和废弃的相应堆积，而在这种连续的堆积体上进行多学科的系列样品取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利用这种方法，北大科技考古团队分别获取了残留物分析、植硅体、碳化大植物遗存和土壤微结构分析样品，通过细致的实验室工作，成功在仓底的使用堆积中检测到了相比其他部位显著突出的黍素成分、粟黍植硅体和碳化大植物遗存，从而证实了此类建筑是存储单一类的粟黍粮食作物的粮仓。而土壤微结构的观察，更是在粮仓的底部发现了显著的土壤和植被发育的证据，结合发掘现场观察的堆积结构，证实了此类粮仓为土坯立柱架空的地上式建筑。经过进一步与河海大学土木工程系合作完成的土木工程实验，研究团队还在粮仓的建造基础堆积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隔水、防水层，完全符合现代粮仓建筑防潮隔水的工程技术要求。这些工作无疑确证了时庄遗址发现的特殊遗迹为史前的粮仓。
田野中粮仓系列样品采样与碳化大植物遗存分析
田野考古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此集中的粮仓究竟是一处大型聚落的一个功能区还是一个独立的专一功能性聚落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扩大发掘面积，并开展更大范围内的调查和勘探。果然，扩大发掘面积之后，考古队员在遗址所处的台地上发现了两周方形夯土围墙。墙体宽2.6~3米，残存高度0.5~1.3米。结合钻探可知，两城均为长方形，总面积2300平方米，城内粮仓之间为低洼的排水沟并通往南侧的城门通道，而城的中间是一座唯一的具有居住功能的三连间土坯排房，应为粮仓管理人员居住。如此，一座结构完整、功能专一的“粮仓城”被全面揭露出来，而它的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的精密钻探表明，还均匀分布着同时期的13处聚落，时庄粮城是一处专门为这些聚落提供储粮服务的功能专一型的新型聚落。
时庄粮城年代之早，规模之大，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天下第一粮仓”。
从平粮台到时庄——开辟夏文化探索的新天地
自2014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即开始了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合作，在淮阳平粮台遗址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2016、2019年北大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实习以及2019年北大与河南省院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的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在平粮台遗址进行。借此机会，通过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平粮台遗址最早的四方对称城墙、最早的城市中轴道路、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以及最早的道路车辙，并据此“四个中国之最”获得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平粮台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逐渐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方正规划、中轴道路、排水系统和车辙都可见于年代更晚并作为“夏都”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因此，平粮台是否与夏文化的来源有关呢？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的雷兴山教授在发掘整理的现场就提醒考古队要注意是否有“新砦期”的遗存（学界一般认为新砦遗存源自东方，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来源）。当与平粮台同处于淮阳县的时庄遗址发现了方形夯土围墙之后，指导发掘的雷兴山在第一时间敏锐地指出，时庄遗址发现的方形夯土围垣与单一功能遗迹相结合的聚落布局模式，在探索夏文化的核心遗址偃师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小城都有类似的发现，可以串联起来考虑时庄粮城、平粮台城址与夏文化的关系。在整理出土文物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果然发现了时庄遗址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年代相当的陶器组合，而系列碳十四测年数据也证实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700年，明确进入了文献记载的夏纪年的范围，从世系上大致相当于太康至少康时期。有趣的是，现在时庄遗址就紧临北面的太康县。目前，在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已经将平粮台、时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纳入到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的重大项目中。
“夏文化”特征的围垣功能聚落
夏代是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国之根本，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配是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物证。时庄遗址的新发现为夏文化和夏王朝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传统上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主要关注伊洛-嵩山的中原核心区以及晋南地区，对豫东和豫东南地区的关注不足。苏秉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就根据他在“五七干校”下放时所调查的河南息县遗址的情况以及发现的“哈密瓜”形陶罐指出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最有希望的是淮河的主要支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第76页）。平粮台、时庄遗址的重大发现无疑证明淮河上游地区对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性，开辟了夏文化探索的新天地。
时庄村——考古助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当代时庄村的，并与一个重要的人物有关。他就是全国劳模、河南省人大代表、时庄村支部书记时兴荣。时兴荣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30多年。他还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先行者，并受到了温家宝、李克强两任总理的亲切接见。时庄村在时兴荣的带领下，在淮阳县的脱贫攻坚、两个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当之无愧的领头羊的作用。当前时庄村拥有大型村办企业2家、个体工商户63家、1个农贸市场，村年均工农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村民月人均收入过万元，在淮阳县和周口市均名列前茅。
时兴荣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2019年村里招商引资1.6亿元建设一个农村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他主动找到文物部门对拟建设的生产厂房用地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时庄遗址就是在这次勘探中发现的。发现遗址以后，需要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兴荣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做通了村民的工作，暂停了建设项目，首先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中，他还请考古队为村民们普及文物知识，并专门在年度的“全村贡献奖”中设置了3名文物发掘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一直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支部建在考古队上”的做法。2019年，为配合本科生教学实习，学院成立了平粮台考古队临时党支部，专门聘请时兴荣担任顾问，并与时庄村党支部结对子联合共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时兴荣先后为参加实习的北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授主题党课，与北京大学赴平粮台考古实习现场考察的教学工作调研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他结合自身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所做的生动讲解以及现场所见时庄村蓬勃发展的实景，使参加实习的同学们和调研团的北大老师们获得了深刻的感悟。202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时庄村党支部联合共建北京大学思政课堂教学实践基地，聘请时兴荣为指导老师。第一批参加思政课的考古文博学院2019级本科同学在这里开展了首堂丰富多彩的思政实践课。
随着发掘的深入，时庄遗址的重要价值逐步被揭示出来，同时研究人员发现，时庄遗址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重要遗迹被占压在现代村庄之下。于是，时兴荣开始重新思考重要文物资源的价值和时庄村的未来发展问题，谋划如何既做好文物保护，同时又能利用重要文物资源助力时庄村的“美丽乡村”和“新农村建设”。他一方面积极与考古队配合申报时庄遗址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一方面与时庄遗址保护规划相结合，在充分考虑遗址的保护、展示和未来考古工作的同时，重新编制时庄村的村庄发展规划。在时兴荣的带领下，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新型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有效结合，必将开启时庄村乡村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新时庄村发展规划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