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晚，中国书协理事、资深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考古文博学院张辛教授为书画社的成员们带来了一场题为“通书法之要津”的讲座。

张辛的讲座由《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开讲。他指出，理解、认识中国书法，绝不能只从“形而下”的“器”，即工具和技术出发，必须要首先明白书法的“形而上”的“道”，即精神、意义和道理，这是通书法的“要津”。

张辛指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这是书法关照的前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但读透了，看穿了不外乎三字：道、礼、和。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质所在。

道者，“所行道也”。故无论大道，小道，山路水路，无论中华文明之道，还是西方文明之道，必有五大元素，概莫能外：一、主动者；二、起点；三、根据；四、途径；五、归宿或目的地。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道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源头、由来和内在根据，总之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礼者，“人道之极也”。极者，则也。礼说到底就是保证把道走好的外在准则。道和礼一内一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此礼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而“和”则是理想状态和终极追求。

书法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典型而具代表性的产品。

所谓书法之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线条选择和形上追求；第二，特定的创作范围；第三，独特的发展途径；第四，书法美的先天渊源。

关于第一点，张辛指出，既为道，无论广狭短长曲直，浓缩后无非是一线条。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性地选择线条作为其形象组织和主要表现手段的文化渊源和哲学依据就在于此。而礼者，理也。理即纹理、条理、肌理。肌理是事物的内在和共性构成。肌理即线条。

《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万事万物万象的本源。万事万物非阴即阳，而线条的基本特质无非有二：或阴或阳。书法正是由线条的刚柔、虚实、动静、曲直、润燥等变化来实现其审美价值，而最终追求和谐的。

中国艺术选择线条作为其形象组织和主要表现手段，还在于线条本身的三大特质：一、内在；二、简；三、自由。于是，我们的先人历史性地选择了线条，用内在的线条抒发内在情感，表现内在心灵。于是，毕卡索说，中国艺术第一，非洲第二，欧洲第三。

但不可否认的是，线条在表现具体物象上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于是书法选择了形上追求，书法所追求和表现的是“高蹈的精神和自由的情志”。

关于第二点，张辛说，书法的创作实体非常独特且单纯，只是汉字。这是书法创作范围的一种界定。东汉时汉字“诸体皆备”以及纸的发明和普及等标志着书法艺术的正式诞生。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高度的自由。魏晋时代二王法书实际为后世书法实践创制了规矩。中国艺术的一大特征，就是有限的和规矩，无限的艺术可为性。书法艺术实践说到底就是“用古人的规矩而抒发自己的性灵”。

关于第三点，张辛说，《易系辞》告诉我们：“化而裁之谓之变。”中国书法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和途径。古人概括的很到位，汉至魏晋自然天成；唐尚法，讲风宪法度，灿烂而求备；宋尚意，追求捷美流变；元明尚“姿”，以赵孟頫、董其昌为代表的书家主张跨越唐宋直追二王；清初康、乾帝先后崇董尊赵，书法式微，于是发生嘉道之变，复古重质，碑学兴起，书法获得新的发展。

关于最后一点，有着较强的学术性。张辛说，限于时间，不便展开，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书法之美，源于汉字形体结构具有先天丽质。

张辛简要讲到书法之“器”。所谓书法之“器”，就是实现书法审美价值所依赖的特定工具及其使用这些工具的基本手段和方法。所谓工具，即文房四宝，而主要是前三宝：笔、墨、纸。认识笔、墨、纸的性能是书法实践的前提。“惟笔软而奇怪生焉”，中国毛笔的特性在于“柔”；墨和纸的特性则一黑一白。而黑和白是宇宙的结构本色，是无所不包的大色彩，黑白美是世间最高的美。

中国文化不重方法论。因此所谓书法之“法”，其实非常简单，只是四端：一、笔法；二、点画；三、结字；四、章法。

赵孟頫说：“结字因时而宜，用笔千古不易。”，笔法主要是三点：一、中锋用笔，即笔锋始终要在笔道的合适位置运行；二、“笔笔还其本分”，即起笔、行笔、收笔，笔笔到位；三、有藏有出，“藏则含其气味，出则耀其精神”。王羲之给出了藏出的合适比例：“十藏五出”；

所谓点画要求只是三字：“高质量”，亦即要“老到”；

结字的妙诀，就是大书法家米芾所说的“背字形”，也就是董其昌所说“把晋唐人字，一一录出，时相参取”。切忌“师心自用，私意出之”；

章法的要旨简单明了，即行气贯通，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