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战略科学家”的名称，似乎是在1986年。那时候，“863计划”的第一次公开会议是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在这次会上，我听说建议提出该计划的王大珩、王淦昌等人是“战略科学家”。他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科技计划，是鉴于当年国际上大国先后都提出了未来的科技计划，如美国启动了“星球大战计划”，欧洲有“尤里卡计划”，日本有“科技振兴计划”。王大珩等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趋势和当年中国实际情况，指出当时我国科技虽然落后，国家主要任务是让人民都能够实现温饱，但将来社会经济和国防实力总是要发展的，以求民族复兴。所以，他们提的初步计划比较审慎，只提“跟踪”，不提“创新”或“赶超”。因为在当年看来，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个计划在战略上推动了国家科技实力的迅速发展。后来有舆论说，我国实行“863计划”是失败的，因为没有做出什么赶超人家的创新成绩。我认为这种意见大错特错，因为它忽视了历史，忽视了一个事物成长是有过程的，有战略步骤的。国家大事决不能一蹴而就，事事“弯道超车”是不可能的。没有“863计划”的铺垫，我们今天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科技成就。
“863计划”的四位倡导者，左起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当年说“战略科学家”，在某些人看来还有点贬义。因为这些人中有的已不在第一线做科研了，也不可能广泛涉猎所有科技领域的文献，因此，有时由他们审查的某些项目，难免没有说到点子上，甚至产生过因为只重统观大势而忽略了小节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科学有时候看起来往往会因解决了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大步前进的，所以战略家也难免有犯小错误的时候。不过，他们能够指出科技发展的大方向，辨别哪些是当前国家最有迫切需要、从科技本身上也是最有前景的领先领域，这就够了。这是许多在一线从事日常工作的科技工作者难以做到的。
战略科学家是在实践中自己“冒”出来的，难以指定培养。战略科学家首先要在自己领域里做出骄人的成绩，他熟谙取得科研成果的门道。这就是说，他首先是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尝遍了科研工作的酸甜苦辣，能体会到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所需所求。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时，曾幻想着自己来办一个专卖各种实验室小工具的商店。比起在美国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实验人员的工作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他们没有随手拿来就非常好用的小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仪器、设备是科技的“生产力”！在国外，我兴致一来，就在实验室车间里自己加工某些部件，可以通宵达旦直到完成为止。可是国内各种条条框框，把人限制死了。我说这些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科技成果工作者的更多精力还要花在申报课题、立项评审、中期检查、结题评审、争取经费、包装成果以报奖等一系列非科技本分之事，还要协调好科研组里的人际关系，分配好年终奖金，等等。这种经验很重要，是中国科技“战略”的基础。
在这些繁琐小事的摸爬滚打中，我还深深地体会到，要解决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大事”，光靠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的一点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懂得更多，知晓包括临近学科的知识和相应技术，甚至还要加上离得很远的经济、管理、社会学之类，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工作意义。于是，他拓宽了视野，关心各门科学发展的前景。当触及自己的科学成果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在社会上得到最好应用的时候，他开始关注整个国家、人民的福祉，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当下大家热衷于交叉学科，其实就是因为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而去解决的具体问题一般是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问题，涉及多门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只有在本门学科颇有成就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优势互补，才能强强联合，来解决交叉学科的疑难问题。但如何保持母学科与新兴的交叉学科都能继续出色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是一种高深的领导艺术。现在有的所谓“交叉学科”，从各相关学科拉来些在本学科领域中冒不出头的人，组成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这是弱弱聚合，最后可能导致该学科消亡。有了上述经验，也吸取了教训，一个人的学科眼界就更宽了，他知道如何使他的科技成果发挥更多的应用，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样，他就会联系到其他各种相关科学技术，直至国家科技的发展战略与各种制度和国际竞争的大势。这样，他思考和谋划的范围就达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和国家发展战略“大事”的高度。这种本事能说是“培养”出来的么？所以列宁说过，一个科学家是通过他们自己研究的那门科学自发地来承认共产主义的，即科学家是遵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的。当然，为了将自己的科学事业越做越大，他需要与各方面的科技人才和谐协作，需要为大家探索最有光辉前景的发展道路。从而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大众的前途捆绑起来，共处共荣。确实，这个意义已超出了“科学”的范围，而更多的在于“战略”了。于是，他就开始成为战略科学家了。
所以，国家只要给以充分自由和宽松的环境，让科学家能专心致力于科学，真正的战略科学家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当代我国的科技工作人员的数量世界第一，“战略科学家”却十分稀缺，闹起“人才荒”？我敢说，在千百万的“科技人员”中真正堪称为“科学家”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充其量只能说是科技“打工者”。他们投入这一行，不是因为他自己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有激动人心的想法，是“科技迷”；而是他们想通过发个文章、拿个学位、谋个职务、提个职称、得个奖励、拿个头衔，最后是光宗耀祖，成为“人上人”，过上优裕的生活。说起来，这实际上在为别人“打工”，完成某些任务，这离具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科学家”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那么专心致志于科学技术的人才有没有呢？我想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他们还是大量存在的。这就要靠领导有慧眼，能当伯乐。我想最低层次的“领导”应该是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导师是能够从每年所招的学生中识别出谁是有科学前途的，谁是只为毕业后能找个适当工作就知足的。我曾说过，研究生导师能根据学生情况指出几个研究方向，有问题时在一起讨论就行了。如果研究生一天到晚问导师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下一步要做什么，步步都要请导师“指导”，他对自己所做问题的思考还没有导师来得深，这样的学生就应该认识到自己不是读研究生的料。导师就应该令其转专业、或帮他找个工作，或解决一个小问题后勉强毕业了事。导师应将痴心于科学的学生带到科学的道路上来。当然，这里导师还应当成为学生待人处事的榜样，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言教不如身教！
于是，领导部门就可以根据研究生导师这一摊子科学发展的势头，对国计民生与科技前景的意义，来决定是否进一步给以支持，或者拔擢出来，并推荐给国家有关单位予以资助与继续推进。这样科技的领军人物和战略科学家就逐渐产生了。
这一过程中，没有多少刻意培养和给以特殊照顾的内容。我们曾经干过大量这样的蠢事：指定某某人为对象，对其进行专门培训。其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里所要的就只是一个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一个，选拔一个！
（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电子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第1588期校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