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经超越地缘政治，全面转向产业体系的竞争。由于科技本身的规律，科技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科技应用严重依赖新基础设施，而新基础设施建设又必须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中美竞争全面转向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体系的赛道中，这是一条全新赛道，新赛道呈现四个新：新技术研发、新基础设施、新产业集群、新市场规模。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在议定书上签字。当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美国科技优势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科技领域长期处于全球主导地位。传统观点认为，美国的科技研发优势源于二战前后，大批科学家移民美国，加上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逐渐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然而这仅仅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美国科技优势根源于以下四大因素：
第一，由国家组织和建构的全国性国家实验室体系。这一体系以“曼哈顿工程”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二战”时期，由于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研发任何一项颠覆性技术所需要的资金、人力和配套产业体系，在美国政府的组织下，构建了以“曼哈顿工程”为核心的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技术研发体系，从而结束了科技研发较为散乱的局面，成为科技发展的分水岭。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进一步建构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例如拉斯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橡树湾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国家实验室体系是美国在科技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根本性因素。冷战之后的硅谷的繁荣是美国建构的科研体系的结果，而非硅谷的繁荣是美国研发体系发达的原因。
第二，军民融合。美国国家有组织的研发体系，都是通过军事工业技术的外溢效应，从而带动民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需要不计成本地进行研发，而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能够带来丰厚的市场利润，从而为军用技术的再发展提供充足资金，进而再次刺激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国家和私人共同的投资研发。在二战结束前，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下，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成为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必须由国家来支持的政策依据。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国家卫生研究院基金（NIH）等国家基金，用于资助自然科学、生物和医学基础学科的发展。由中央情报局创设的风险基金逐渐发展起来的“风险投资”成为资本市场的流行模式，国家资金用于基础研发，资本市场资金用于商业应用，这种以研发创造利润，以利润再投入研发是美国科技能够持续的核心。
第四，技术研发与市场的紧密结合。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不断应用最先进技术，从而保障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竞争驱动应用技术的不断进步，应用技术进一步创造新消费市场。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技术繁荣的重要沃土。
因此，现代科技发展规律的两大特点“两个超大”，一是超大规模资金投入，二是超大规模团队协作，现代科技研发成为大国游戏，缺乏国家建构的科研体系和资金投入，就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前沿领域持续进步。
新赛道与新选手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全面全球化的元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5年全球价值链有三大核心——美国、德国、日本，仅仅经过了21年时间，2016年中国便取代美、德、日三国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设想的全球产业结构是，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由美国及其盟国控制；处在全球产业结构顶端的技术密集型领域，必须由美国自己牢牢地掌控。这就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电子工业、新世纪对法国核工业进行无情打压和肢解的根本原因。
然而现实中的产业结构与美国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经过多年的奋发图强、砥砺前行，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从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最高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每一个产业领域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这才是中美关系出现巨大逆转的根本原因。 以2019年中美贸易结构对比为例，中国出口美国的三宗产品，第一是机电类的，第二是手机类的，第三类是纺织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第一是波音飞机，第二是大豆，第三是半导体。如果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技术密集型领域，如航空发动机、半导体等众多产业领域逐渐攀升，并由中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将取代美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因此美国必须举国家之力遏制这一发展趋势。
如今中美全面进入了一条新赛道、一种新选手的时代。产业竞争是这条新赛道，高科技公司则是新赛道上的新选手。高科技公司走向了国际竞争的一线，它代表着一个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最高水平，因为一方面它具有研发功能，另一方面它有广大的市场应用。根据2020年《财富全球》的统计，全球500强企业，中国124家，美国123家，欧洲的法国德国和日本加起来，与中国和美国数量持平。以独角兽企业数量（独角兽企业代表了未来科技创新的一个发展方向）为例，根据2020年胡润百富榜统计，全球有586家独角兽企业，美国223家，中国227家，中美两国占了近80%。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2025》所列举的一系列高科技目标，全都是美国占优势的领域，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比如说人工智能、5G、特高压电网等。如今中美合作与竞争下的世界产业格局正产生着变化，核心是中美在全新的赛道中竞争。
中美两国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
产业政策实现路径是中美两国产业发展的另一个结构性矛盾。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时代，市场竞争作用巨大，市场竞争机制成为美国早期产业发展的根本路径。但是如今科技的应用非常昂贵，新技术的应用完全依赖新基础设施建设。比如5G的发展，需要重新建设以5G技术为核心的整个基础设施和配套生态系统，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美国发展高科技应用的悖论在于，美国市场机制与现代超大规模资本投入和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匹配。
国家动员机制是中国实现产业政策的路径。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一个市场行为，而是一种政治和市场相结合的发展规划。国家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提供市场服务，这种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是中国的体制优势。截至2021年7月，中国拥有全球70%的5G基站，全球80%的5G用户，中国在5G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一批中国企业，例如华为，在科技研发方面开始超越美国；另一方面，数字产业体系的基础是必须标准统一、市场统一，同时需要强大的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去构建基础设施。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传统与数字信息产业具有天然匹配性。
中美全面开启竞争新赛道
中美竞争新赛道已经全面开启。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引领者。中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关闭火电，并承诺不再输出煤电站的国际投资，中国在新能源技术和产业方面突飞猛进，例如水电、光伏、核电等。利用这一优势，中国标准逐渐成为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指标。2021年9月22日，甘肃武威钍基熔盐核电站开始试运营。这项技术一旦成功，中国将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商用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国家。中国在清洁能源电力方面的“十四五”规划图，展示了未来特高压电网的宏图伟业，这些建设都是基于西部清洁能源的电力建设，因而中国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蓄电池”。
长期规划并稳步实施，是中国另一个体制优势。例如《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份全面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攀升的产业政策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表明中国要在五年之内完成数字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中国标准将影响全球高新产业技术标准。此外，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逐渐改变着全球产业发展格局。
通过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全球新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世界产业结构布局，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数字信息全产业链国家。中美不仅进入了全新的竞争赛道中，而且在市场应用和产业格局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占据相对优势。
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赛道，新的赛道是由新技术研发、新基础设施、新产业集群和新市场规模这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种全新赛道竞争中，美国通过技术封锁、专利限制和围堵中国企业市场，抽掉中国产业攀升的梯子，这些科技“脱钩”的手段成为美国唯一能够制约和延缓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制止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有能力发动战争并且赢得战争，制止脱钩最好的手段是就是有能力脱钩并且能够影响国际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自主、可控”的科技研发和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并不意味着中国跟世界脱钩，而是“两条腿走路”：坚持开放发展道路，进一步加速拥抱全球产业发展；同时，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强大自主产业体系，形成新时代的产业威慑力。中国将成为维护全球产业稳定与安全发展的中坚力量。
（本文根据“北阁论衡”讲座整理。作者雷少华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第1588期《北京大学校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