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12年，严复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始建经济学门，这是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学专业。1919年，经济学门改为经济学系，马寅初先生任系主任。1985年，成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2022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迎来建院（系）110周年华诞，经济学院公众号刊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孙祁祥教授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2018年）所著回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文章，传承经院百年精神，共担经世济民情怀。北大新闻网转载此文，以飨读者。
北大马上就要迎来120岁的生日了，很荣幸再次受邀为《精神的魅力》撰稿。转眼一晃我在北大已经快30年了。从一名学生变为青年教师；从青年教师变成老教师；从一名老师变成“双肩挑”的学院负责人。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北大深厚的感情。
我于1989年考入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博士毕业后留校。1993年，当时经济学院三个系中的经济管理系从学院分出去，成立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新增了保险学专业，院领导决定由我来出任保险学专业的主任。我当时博士毕业刚一年，感觉压力很大，于是很坦诚地对当时找我谈话的院长晏智杰老师说，“谢谢院里对我的信任，但从教龄来说我还是一个年轻老师，教学和科研任务很重，恐怕难以承担这个重任，我能否不做？”晏老师说，“对于一个年轻老师来说，的确应当主要把教学和科研做好。不过我们也征求了许多老教授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你做得很不错，当这个主任没有问题的”。
1994年的8月份，我在当时美国林肯国民保险公司的资助下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学习保险学。春节的时候，晏老师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主要谈院里学科的发展。一年以后我按时回国去见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当时有些人认为不应当放我出国，因为许多老师出去以后都没有回来，而你的条件不错，出去以后肯定也不会回来的。我当时跟他们说，孙祁祥会按时回来的，但说实话，心里也没有底，现在你按时回来了太好了”。之后他还在全院大会上表扬了我。后来我回想起了那封信，信中虽然没有一句话提到希望我按时回国的事情，但我体会到了晏老师的那份良苦用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和院里对我的信任，给了一个毕业才一年的青年教师为学院作贡献的机会。
2019年，经济史学系成立大会，牌匾右侧第一位为晏智杰教授
1994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此时，经院、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研中心被外界比喻为北大经济教学科研领域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说法很形象。在现代经济学迅猛发展的时候，相比这些兄弟单位，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学院教师队伍年龄的老化、知识结构的固化、机制的相对僵化等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大批当时很有学术声望的老教授逐渐退休，而新的教师又不能马上顶上来，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而从硬件条件来讲，当兄弟单位的同事们都在被称为中国甚至世界上最好的办公环境中备课、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学院还与其他一些院系合用一座办公楼，一个系所有的老师共用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学院也没有能力为教师配备基本的如电脑、打印机之类的教学、科研设备。
我在做系主任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非常尴尬的情形，我想其他人也都肯定遇到过类似情景：比如说，正在堆满各种东西、非常简陋的办公室接待一位客人，另一位老师突然开门进来，因为她/他并不知道具有公共产权的办公室此刻正被其中一个人用着，进行一项重要的接待活动。当然，此时进来的老师通常反应都会很快，会很策略并很有涵养地说道“对不起，走错房间了”。但客人很不解，“怎么，你们的房间大家共用一把钥匙”。后来当了副院长以后我有了一间5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那绝对说得上是经济学院里的小康水平，因为其他教师仍然是系里所有的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即使这样，有时候接待外宾或者一些重要客人的时候，他们还是免不了感叹：“堂堂经济学院，一个副院长怎么才有这么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呀”。而在这个时候，我往往都会用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来“教育”他们，或者用“我应当很知足了，因为许多大教授包括我的导师萧灼基老师都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来宽慰自己。
经过全体师生的不断努力和学校、社会的大力帮助，学院的情况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独立的现代化大楼，办公的硬件条件也大为改善。经院不仅原有的学术传统和优势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新建了一批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要求的新兴学科。2012年，在学院10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隆重举行了包括杰出校友论坛、陈岱孙经济学基金发展论坛、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百年图片展、中国经济学教育论坛、庆祝大会、大型联欢晚会等几十场大型活动，出版了包括《百年图史》《百年华章》《先贤文集》《陈岱孙纪念文集》《北大校报经济学院百年院庆特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优秀学术论文选编》等在内的十数种出版物，共计数百万字。纪念活动过后，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百天与一百年》的纪念文章。我感慨道：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我们短暂的生命却与具有辉煌厚重历史的经院的百年盛典产生了交集，让我们成为其见证者和亲历者，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我们是何等的幸运！
说到经院，不能不说到她的老师们。从我进入到经院以后，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很大。在十年前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我曾经写过我的导师萧灼基教授，这里我想跟读者分享一下陈岱孙先生、石世奇先生和张友仁先生的一些往事。
1992年，孙祁祥与陈岱孙先生合影
当年，有关陈岱孙先生的话题和故事在燕园从来都是最有吸引力的故事之一。我进北大时，岱老年事已高，没有给我们直接上过专业课，但在四院的时候偶然也能见到他。1994年，当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的先生要去采访岱老的时候，我特高兴跟着“蹭听”去了。岱老当时已经是94岁的高龄，但在接受我先生采访的一个多小时中，其思想之锐利、思维之敏捷、语言之精炼、风度之洒脱、心态之平和、境界之高尚，不得不让人折服，真是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家风范。当我先生问岱老“今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时，岱老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我抄录在此，与大家共享：“个人的年华，如逝水一般，于不知不觉中迅速地流失，不可否认，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我要承认我还挣扎着不肯服老，总想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人们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此，我不敢奉为座右铭，因为年纪大了，再谈‘志在千里’太空洞，何况自己当年是否是‘千里马’还是个问题。还有个说法是‘老马恋栈’，这是要引以为戒的。我认为‘老马识途’或许可以为我所用。老马是在走了多少错路、弯路后，才迷途知返地认识了归程。回顾我60多年的教书治学的历史，的确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受到不少教训，我希望今天的青年朋友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为青年人在治学上提供这些覆辙的教训，这也许是我今后所能做的一种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享誉学界的泰斗，陈岱孙先生的坦诚、亲和、谦逊让人无比敬仰！1997年，我荣获“首届陈岱孙经济学论文奖”，这也算是我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1997年，孙祁祥荣获“首届陈岱孙经济学论文奖”
石先生是八十年代末我在经济学院读博期间的院长。因为我不是他那个专业的学生，所以平日里并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去找过石先生，才有了一些接触。石先生退休以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很关心院里的发展，提一些建议。我当了院长以后去拜访他，请老院长传授经验，他对我说“我非常高兴你当院长，虽然我知道当初你有从政的机会但因为喜欢当老师而留校的，但我们就是要让没想当官的人来当院长”。他又说他当年是从北京市委调到北大来的，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院长。但既然当了，就要好好干。在他去世前的一两年中，他的身体状况更差了，但仍然非常关心院里的发展，在病榻上写下了“1977年以来主持北大经济系工作的五点体会，并‘祝北大经济学院越办越好，人才济济，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院’”，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经济学院的深厚情感。我给先生回信说“看了您在病榻上写就的文字，我感动至极。您在文中所提到的五点体会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我做学生起到留校当老师，您一直是我极为敬重的先生。您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彰显了正直、善良的人格。我衷心祝愿您能战胜疾病，早日康复。让我们在百花盛开的五月，共同庆祝百年经院的盛大节日”。但遗憾的是，先生没能挺过来。在百年院庆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他永远地走了。得知他去世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开会，当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在之后写的缅怀一文中我写道，‘有些人活着，其实早就死了。有些人死了，永远都还活着’，这话用在石世奇先生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学院师生合影，第一排左二为石世奇先生
张友仁先生是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是2015年6月离开我们的。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相信，那样一个快乐、身子骨硬朗、笔耕不辍的“年轻老头”怎么说走就走了？说他是老头，是指他的自然年龄，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当然是“老头”；说他年轻，是说他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每次院里老教授聚会，他吃饭的时候，你感觉他都能把饭菜的美味“飘送”出来。
2012年，我们在北大为张先生举办了一场简朴但隆重的生日宴会，庆祝张友仁先生90岁的诞辰。校方对张先生的寿辰非常重视。时任校党委书记朱善璐因为参加十八大不能亲自前来，专门写来贺信，当时还是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刘伟教授代表学校前来祝贺，厉以宁先生、张先生的学生林毅夫教授等都参加了生日聚会。当时厉先生深情地讲述了他与张友仁先生几十年结下的深厚情谊，高度赞扬了张先生的人品。
2012年，张友仁教授九十华诞生日宴会，前排中间为张友仁教授
我代表学院的全体师生向张先生的90寿辰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寿宴的学校领导和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以后，特别借这样一个机会，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向先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因为20多年前，张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和论文答辩委员。我感谢先生对我的指导，并一直珍藏着跟先生的合影。20多年来，先生一直对我多有提携、帮助和指教，包括在我获得一些奖励的时候，先生会写上一封祝贺信从我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来；当先生发表了有关学院历史或者人物的史料，也会放到我的信箱里。每每收到这些回忆文章，我除了惊叹他的记忆、他的勤勉以外，更敬佩他对学问、学者、学院的那份挚爱之情。在2012年举行的百年院庆的纪念大会上，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以他90年的丰富人生经历和90岁老人的睿智、风趣、幽默和热忱，震撼了全场，让人们领略到了北大经济学教授的风采。
先生仙逝之前的10多天，我还带着班子成员去朗润园他的家里看望他。当时先生躺在床上，精神还蛮好的，就是吃饭不大好。我嘱咐他的家人，尽量给他做些好吃的。临走时，先生跟我们招手，一再感谢我们去看望他，笑得那么灿烂。那个笑容至今仍“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过了几天，他的家人给院里电话，说是先生还是有些不适，需要住院。我当时想，先生就是工作太忙了，他需要静养几天。没想到，先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北大经济学院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和声望，正是有像陈岱孙先生、石世奇先生、张友仁先生等一代又一代的辛勤园丁们，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笔耕不辍、著书立说；言传身教、薪火相传。
说完老师再说说学生。我从1992年9月第一次在经院教书开始，至今已经教授过25届学生。我一直认为我非常幸运，能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当老师，永远面对的是中国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看着他们成长、成才、成功。这些年来，总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见老。我说“老还是老了，可能变老的速度慢一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院优秀的学生让我所拥有的满足感。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虽然到目前来说，我这一辈子有过一些做其他事情的机会，如进政界或商界，但可能由于骨子里那份对校园的喜爱、对学生的喜欢，让我拒绝了一些在许多人看来不错的“诱惑”。但实际上，我应当说，正是自己的这份“清醒”、这份“坚守”与这份“执着”，才使我有幸能在北大度过与这些优秀学生相伴的岁月，让我有一份宁静和独立对专业问题进行自己的思考，由此为自己的人生带来许多的感动和感悟。
在经院的时间越长，对它的感情就越深。每每谈起中国这所最早的经济学科的辉煌历史、想起那些曾在此工作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前辈们，我总有一种朝圣般的敬畏之感。我常对自己和同事说，经院是一座让人仰止的高山，是无数英雄豪杰托起了这个山峰；经院是一个令人眩目的大海，是无数夺锦之才汇成了这片汪洋。这世上优秀的人太多了，凭什么你在北大经济学院获得了这份教职？你为这个高山增添了什么样的石？你为这个大海贡献了什么样的流？因此，唯有努力工作，努力奉献，才能对得起这份荣幸，对得起百年辉煌的经院！
（本文收录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书）
作者简介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C.V. Starr冠名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21-2022》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获颁国际保险界最高奖“约翰·毕克利创始人奖”。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管理与保险、社会保障。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90余篇；独著、主笔、主编、主译著作20余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部、中国银保监会、国家社科基金等部委和国际著名机构委托的科研课题3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