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学成回国，社会学出身的张闫龙已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近十余载。回顾所来径，张闫龙深信社会学的学问“从现实社会中来”，必须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才能摸索到真问题；他认为在跨学科的交流中可以更好地看清社会学；他更加深信的是中国问题研究背后蕴含的普遍逻辑和机制足以扩张现有理论的边界。作为一名教师，他不仅长期研究中国基层财政和产业研究，而且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在思想、学术和价值的高地上前行。他秉承着科学与民主的北大精神，认同北大商学是“思想集散地”，坚信北大精神必然薪火相传。

面对这样的学者和老师，与他的交谈有种云朵自然开的畅快之感。

2021年7月，张闫龙在北大-康奈尔MBA和MMH双学位项目宣讲会上发言

从燕园到杜克：要到实践中去不断摸索

1998年，张闫龙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世纪80年代恢复社会学学科之后，北大社会学系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得益于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关怀、对深入田野开展社会调查的强调，社会学系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向实求真的学术传统。北大社会学这种重视学术与实践、归纳逻辑的方法，影响了很多人，其中项飙的“浙江村”研究让张闫龙印象最为深刻。

“我刚入系的时候，恰逢学长项飙的‘浙江村’研究获得了‘挑战杯’竞赛的全国一等奖，他研究的是来自浙江务工者的经济组织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当时系里也对这一成果进行了宣传。”张闫龙记得即使是在社会学系的BBS版面上，大家也会进行一些很深奥的理论讨论。耳濡目染之下，张闫龙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田野调查。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书本知识只是框架，只有到实践当中去不断摸索，嵌入到那个情境中去，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策略制定的过程。

大四时，张闫龙先后参与了中国西部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和“春蕾计划”的社会效益评估项目。他和其他团队成员一起跑遍大江南北、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这是接近中国社会的难得机会。我们当时去到了四川大凉山，才发现彝族地区的生活状况真的和我们的想象存在很大差距。”这让张闫龙一方面了解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另外了解到了这样一种社会干预政策在基层运作时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效益。

后来，社会学系的师兄周飞舟带着张闫龙一起参与了中国县乡财政的研究项目。如何去摸清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可以通过看账本了解到基层经济的运行：“我们去了二十多个县，和各级的政府官员打交道，甚至一起到村里看账本，发现中国的基层财政的运行和书本里规范性的逻辑不同，具有很多变通的措施。”

田野实践让张闫龙产生了新的研究想法，也积累了很多的研究经验。他逐渐意识到书本上学到的方法只是一个框架，如何在田野调查中寻找问题，收集信息并去伪存真，理清信息背后的内部逻辑，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摸索的事情。在导师王汉生、师兄周飞舟的指导下，他在硕士期间又多次深入基层做经济组织的课题研究，并选择将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选题。张闫龙认为，自己的第一个学术成果“从现实社会中来”。这种由现实到理论的归纳性的研究思路至今还影响自己。

硕士毕业之后，张闫龙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求学。“华盛顿大学是美国东亚研究重要的学术阵地，我申请的项目是中国研究。当时的签证很难申请，我还很担心签证官会不会问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到美国做中国研究。”张闫龙笑道。但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习中，张闫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把中国的发展问题放到更大的比较研究的视野下讨论，不仅仅着眼于中国案例的特殊性，而是找到背后普遍的逻辑和机制，扩张现有理论的边界，用社会学理论的框架去解释更多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闫龙开始申请博士项目，并收到了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杜克大学位于美国南部的小镇。在张闫龙看来，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是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当时有一个‘开门政策’，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办公室的大门都是打开的，大家可以随时进去交流。我们每周的研讨会就类似午餐会，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东西一边交流，相当于思想上的聚餐。”此外，因为老师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轮流邀请全系的师生到家里聚会，这种情感上的联结让张闫龙非常怀念。

“美国社会情况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社会学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一个学科，形成了非常多的分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他们对于性别、种族和医疗健康等非常关注。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层治理这些事的兴趣比较小，这是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焦点。”张闫龙说。幸运的是，当时杜克大学是关心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学者最多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张闫龙的导师林楠、高柏和丽莎·凯斯特（Lisa Keister）。在杜克大学，张闫龙延续了对于中国地方“土地储备制度”的研究，这个学术兴趣是他此前在国内基层调研，发现地方土地财政面临危机的现象时积累下来的。

2017年，张闫龙在宁夏贺兰神酒庄调研  

口述历史：做契合终极学术关怀的研究

博士毕业后，张闫龙选择回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继续自己的学术道路。张闫龙觉得光华的氛围与杜克大学的学术共同体很相似。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老师都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跨学科交流的场域。在大家相互讨论的过程中，不同学者会从自己的研究视角提出意见，张闫龙也必须不断思考社会学视角的特点在哪，能够做出哪些独特的贡献。他笑称：“这不是简单的吃饭，是在学科交流中维护本学科的尊严。”

社会学强调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中行动，它的重要关注点是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外部的制度框架联系在一起，这对于管理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视角。这一独特的视角也体现在“企业家口述史”项目中。张闫龙首先开始构思的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口述历史研究。贺兰山东麓是一大片荒漠，但在荒漠里面竟然还种出了一大片葡萄园，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葡萄酒产业，这一“紫色奇迹”让张闫龙感到惊奇。调研之后，张闫龙团队与当地葡萄酒局（宁夏政府于2012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负责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管理委员会）合作，把葡萄酒庄创业史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什么是一个好的产业政策？一个产业政策在落地执行和规划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它的成功？这些都是重要的产业政策实践问题。

回忆起在宁夏调研的经历，张闫龙很兴奋。“当时领导和我们开玩笑说，我让你们去做产业研究，你们是不是跑到那里喝酒去了。我说不是，我们其实是带着真问题去的。学界中不乏有关中国是否存在产业政策这一问题的讨论，而我们要讨论一个产业政策为什么能够成功、成功之处在哪，都是要回到中国的实践中去的。”

随着口述史项目的展开，张闫龙又开始进行关于中国“五年计划”的口述史项目。通过访谈亲历早期“五年计划”的前辈，发掘中国版本的特色之处。基层工业部门的“骡马大会”让张闫龙印象深刻。“这个名字来自于谚语‘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在工业部门的协调下，不同工厂的代表聚集在一起，直接沟通、对标，生产者和供求者发生直接联系，形成需求方案，上级部门据此进行调配。这和我们以前认知的计划经济不一样，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计划经济很早就是‘计划+市场’了。”这种发现绝不是能从书本上找到的，这让张闫龙愈发感受到口述历史的魅力。

张闫龙记得，在杜克读书时自己曾经问导师林楠先生：“我做了这么多议题，但总感觉很零散，并不像人家学术大家扎根于某一个学术领域，我怎么就没有长性呢？”林楠回答他：“你现在这个阶段需要做的就是一直去投资，只要是兴趣所在，一直去做就好了。在你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些看似零散的事情，最终就聚合在一起了。”

在访谈中，张闫龙回顾自己离开杜克大学后的学术历程，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十年的尺度上回顾，确实会发现不同的研究项目、论文之间虽然看似差别很大，但其实是会形成聚焦的，而聚焦的推动力就是你对三个底层问题的回答：什么是真的问题、什么是好的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问题。这些答案可能并不通过一个显性的方式去主导着你的选择，但是在某些层面上，它会影响你去关注某些事情，不关注某些事情。”

林先生的回答也引发了张闫龙新的思考。“做学术虽然有时候是一件挺枯燥的事情，还会面临着各种考核的压力。但我觉得学者的自由在于可以自由地探索，根据自己的终极关怀去做一些研究。口述历史就是这样有趣的项目，让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觉得它非常重要就去做了。”

维护教师的“神圣天职”：关乎对自身天职的尊重与敬畏

张闫龙最重要的身份是教师。他不但教授本科生，还担任北大光华MBA和MSEM项目的执行主任并教授课程。

谈及北大的商学教育，张闫龙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北大商学教育理念与北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北大商学教育在学术思考的深度和多样性是其非常突出的特色。这是因为北大老师不仅在课堂上讲理念，同时也有自己对于某个问题的认知和解读，其思辨风格和个人风格突出。第二，北大商学教育强调“专业、科学、价值”。科学、价值取向和专业精神强调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创造社会价值。其中，社会价值的创造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是经营一个企业的终极关怀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光华MBA第一课就是批判思维（科学）与商业伦理，强调把商业活动和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让商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能解决社会问题，即创造共享价值（社会价值）。第三，北大商学教育并不是一种很功利的教育。北大具有非常深厚的科学基础和人文基础，既强调科学的态度，也强调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取向。我们也是‘投资人’，要选择真正具有增值空间，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才。

在对比北大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类似项目时，张闫龙说道：“我赞同一些社会人士的评价，我们的MBA项目就是一个‘思想集散地’。”

对于本科教学，张闫龙认为，学习首先要让学生感兴趣。他利用案例教学和讨论的方法来激发他们的兴趣、提升掌握知识和思维的能力。

作为老师，张闫龙评价自己是“严厉的老师”。“不管是考勤还是成绩，我都认为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用韦伯说的‘神圣天职’，老师的职责是教学，学生的职责是学习，这关乎我们对自身天职的尊重与敬畏。”张闫龙观察到，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现在的北大学生已经和他初入北大时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每个人需要在成型的赛道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就，这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与更焦虑的心态。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闫龙也从学生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看到了他们的社会关怀意识，北大精神依旧薪火相传。

“我一直避免给学生们太多人生观的指导，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多尝试、敞开心扉，不要计较短时间的得失。你觉得哪些事更重要、更有趣，就去探索就好。”在访谈的最后，张闫龙对北大的学子们如此寄语。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625—1626期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