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者，不做物理学家。

2022年秋，马大年在北大静园

新译名

2021年11月14日，Daniele Macuglia成为了马大年。“Daniele”是他的意大利名字，谐音“大年”，典出《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Macuglia”的第一个音节则化作姓氏“马”，奔腾的兽。

大年脱口便讲出自己获得这个中文名的具体日期。那天上午，同事曹琪提供了一张备选清单，他从十几个选项中选出了无法破译的三个中文符码。他像调取档案一样，轻易回忆起那天的欣喜，但至今仍不确定这是不是个时髦的名字；他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意、英、德、法、日和拉丁文，目前还没能穿越汉字的围墙。

在语言的屏风下，大年是谦卑的学生。他试着辨认陌生蔬菜的中文名字，用翻译软件逛超市。而在如鱼得水的威尼斯，他考取了意大利语的教师资格，希望将来能开设一门意语课程，帮助想要接触意大利文献的研究者。偶尔，他会参加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活动，和那里的同学们聊上几句。

虽然游遍欧洲和东亚，在美国治学近十年，但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意大利名字。新称呼于是成为一种戳记，出现在2021年后的网页、简历、微信昵称和讲座海报上，随他的中国旅程不断复写，成为他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他甚至不情愿熟人叫他的本名，而只能唤他“马老师”。

新冠疫情期间，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阅读、上课，穿梭于全球的线上会议或者访谈诺贝尔奖得主——很多事是他原本工作的常态。他同样关注着窗外的世界，注视着中国的崛起：“纽约算不得世界的中心了，北京才是。”一个大都市爱好者调整了自己的旅行计划。

2023年是马大年来中国执教的第三年。他拿到永久居留证，成为博士生导师，从三里屯搬到万柳，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在芝加哥，同学们一般直呼老师的名字，他是唯一称呼老师为教授的学生，直到他们抓狂才改口。中国和意大利学生的习惯反而比较相似，他顺理成章地适应着一切。

今年春季，他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分享STS（科技与社会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教书育人的心愿“梦一般”地实现，静园一院的办公室里，新鲜的想法源源不绝。

马大年上课中

预聘期还未过半，他掰开手指数了数：“论文的发表要求已经快达到一半了。”

隐形科学

1969年，马丁·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正在破解视觉的奥秘。他要探索11顺式视黄醛（11-cis-retinal）的几何结构与特性，这是视觉色素的色基。卡普拉斯的生物化学研究在哈佛大学和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开展，凭借理论化学的背景，他与合作者霍尼格（Barry Honig）利用计算技术从理论上合理预测了视觉色基的三维结构。

这是生物化学和统计力学的汇融时刻。更重要的是，研究假设已经不能被普通的观测手段回应，它向计算机技术提出了一项要求——模拟分子的运动。

后来的故事已是为世人所知的默会知识。卡普拉斯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颁奖词中提到他为复杂化学系统创造了多尺度模型。“现在，对化学家来说，计算机是同试管一样重要的工具，计算机对真实生命的模拟已为化学领域大部分研究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通过建模，化学家能更快获得比传统实验更精准的预测结果。”

而在马大年看来，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仍在持续上演，但它的历史却亟待保存，或将直接作用于研究本身。“科学家告诉我很多工作内容和研究方法，这些知识是很难直接通过阅读论文或课本学习到的；有必要深入分析、记载他们的经历，这可以辅助其他科学家寻找自己的方向。近十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这种记录对于未来的学者十分有用。”

一位历史学者，要重现计算统计力学和生物化学相遇的瞬间。马大年联系到已逾90高龄的卡普拉斯和他的学生，在一次次访谈中还原了研究的心路。卡拉普斯对马大年回忆说，早期生命科学领域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便是故事的开场，人类用计算机模拟分子运动的冲动，源自一位化学家在生物学领域开展的视网膜研究。

马大年所列的参考文献中，一些前沿的科学论文反而成为承载历史的“档案”。科学的细小推进伴随着人们迂回的探索，对于一位物理史研究者来说，面向未来的道路同样指向过去。

而那些未能成文的部分，正是待访的、不可见的科学史。他分析大型实验室的运作方式，认为教学、指导和研究活动是同样重要的知识遗产，科学和社会于此发生着广袤的连接。马大年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涉及到许多技术细节，“所以要和研究者谈话，尽可能地理解每一件小事，重构他们的情境。比如他们联系了哪些人，他们用了哪种设备”。

相对于其他科学史学者，马大年关注的历史时段更加晚近。他反复提及自己工作的紧迫：“我在留存我们领域的关键资料，也是近50年来前辈们的工作结晶。这是一个重要且需要谨慎对待的工作，因为许多学者已经上了年纪，我们需要尽快把所有的采访和记录做好。”

马大年和大学朋友在芝加哥Phoenix Restaurant

告别伽利略

开学第四周，同学们要讨论自然哲学在西欧的复兴，一段小众但重要的历史。

“Charlemagne用中文怎么说？”马大年问。

“怎么拼？”学生说。

“C—H—A……”

“好的，查理曼，查理大帝。”

“Thomas Aquinas呢？”

“这个不用查了，托马斯·阿奎那。”

课程是研讨形式，讲台消失，马大年走到教室的一侧，一边抛出问题，一边在笔记上写下需要回应的要点。课程名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STS方法”，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类似的知识转译也是学习过程的内在元素。

下一周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讨论范围从郑和下西洋一直到伽利略发表那篇被教会审判的文章。马大年要再一次调动记忆深处的牢固知识，返回他的青春和故乡。

转向科学史研究之前，马大年的身份是“竞赛生”。他在一次次物理竞赛中印证了自己的天赋，在欧洲的青年科学家竞赛中拿到特等奖。他用六年时间在意大利拿到物理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母校帕维亚大学成立于1361年，是伏特就读的地方。他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我对自己的看法一直没变，我是要一直学习的人。”

在一门叫做“相对论基础”的课上，马大年又一次听见心中的召唤，他不能再忽视生命中埋藏的另一条线索。“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大学并没有选历史专业。因为我从小物理就非常好，拿了竞赛的奖，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跟我说必须要去学物理，但当时我就知道，我不想一辈子做一个物理学家。后来我意识到，可以将对历史和科学的热爱结合起来。”

年轻的物理学者决意调转船头。在他第二硕士学位的申请清单上没有别的选项，只有科学史。马大年厌倦了在某一个狭小的领域过于专精，他要在辽阔的历史中寻找自由。“我有机会继续研究科学，不过我所着眼的领域和背景是更大的，我可以关注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理。在研究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我所做的事对其他人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你很难平衡，但科学史有这样的自由地。”

马大年坦承这是“惊险一跃”，从欧洲到美洲，从物理到历史，掉头、重启、决断。芝加哥大学教会他如何在历史中漫游，他先将研究焦点放在社会与科学的研究上，后来意识到申请科学史系的博士学位是最好的选择。在芝大的博士生涯是一场“练习”，他可以直面科学史中的困惑。故乡继续给予他知识的馈赠，他的博士论文返回到17世纪末的欧洲，描画了牛顿学说在意大利的传播史。

2012年，马大年在芝加哥Chopin Theater参加戏剧演出

而“练习”意味着会出错，要抉择。他的导师告诉他，自己刚开始做研究时，每五年就想换一个主题（这是从马丁·卡普拉斯那学到的）。博士后研究期间，马大年再一次更换课题，“近乎恐惧”地接下了和博士时“完全没有联系”的项目。他把时针拨向20世纪后半叶，研究焦点换成了难度颇高的计算物理。

马大年游移地探索，幸运地确认了“大概五年后也不会换”的研究主线。他开始向公众这样介绍自己：“一位物理学和科学史研究者，关注计算物理的发展。”

看似逐渐缩窄的研究兴趣其实牵涉着一个基本的追问：计算模拟技术如何塑造了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但他有些惋惜，因为科技史研究在全球几乎都是小众的，只有最好的大学才会开设这个专业。物理史则是更加孤独的路程，这个领域要求物理学的背景，“连历史学者都非常少”。

幸运的是，这种稀有但重要的关切被北大接纳，还被安放在一个最为合辙的处所——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不同专业的同学们来到马大年的课堂，自由地讨论科技和医学的历史。马大年坚信，训练科学家不仅要培养学者们的专业技能，也要让他们完善自己的知识背景。“所有人都应该尽量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学科，科学史提供了这样的学习机会。”

卡普拉斯在接受诺奖的致辞中援引了爱默生的警句：“别去路通向的地方，要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开辟一条小径。”这一幕被马大年放在了自己论文的结尾。

马大年的故乡托尔梅佐，摄于2021年4月

意餐复兴

成为“马大年”之前，Daniele在意大利托尔梅佐（Tolmezzo）长大，一个阿尔卑斯山脚下号称发明了提拉米苏的小镇。祖父经营一家咖啡馆，曾经远赴苏格兰寻找口感更加出色的酒；父亲是当地两家电影院的老板，走遍欧美研究最新的电影技术。

Daniele第一次亲眼见到中国面孔时，还是个在小镇广场上追逐玩闹的孩子。限定的童年假日里，一位姓唐的玩伴演绎出书上写过的东方冒险；“世界远比我想象的大得多”，远游的伏线在那时埋下。

2007年，Daniele在长城上拍下游客照，记录了这段他至今仍然珍视的中国之旅。他随家人一起来到北京，之后又去到西安、澳门和香港，跨越一千八百公里的旅行差不多花了他们两个星期。一位叫Leonardo的使馆员工接待了他们，在他的帮助下，Daniele第一次写下完整的汉语词汇——“北京”。

2007年第一次来中国，马大年和父亲在长城上

来北大任教是深思熟虑的决定，确切地说是故地重游。马大年把北大称作“见过的最美校园”，在静园一院拍下微信头像，等办公室窗外的玉兰花开。只不过这一次轮到他做“导游”，解决同学们那些相似又各异的困惑。他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雷煜，把学生的名字放在自己的网站上，“也想帮他宣传宣传”。

国际交流永远延续。读研究生时，他住在芝大的“国际之家”，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其中有人现在已是北大法语系的教师。在那里，他担任学生代表，获得学校和一个中国家庭的资助，“从来没担心过钱的问题”。他与剑桥、罗马和北美的学者保持联系，每次研究都获得“全新的感受和动力”；知识没有国境，何况线上会议促成了无尽的对话可能。

在芝大开设一门关于达芬奇手稿的课程后，一些机构寄来讲座邀约，他因此收获了很多艺术家朋友，还策划了几场展览。来到中国，他萌生了对书法的兴趣，参与学校的国际俱乐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不时去北京的意大利文化中心转转。

2017年，他和住在东京的意大利朋友发起了“意餐复兴”（Renaissance Cuisine）项目，重现古老的故乡味觉。马大年根据档案资料复原了菜谱；烹饪用具、宴会礼仪和原始食材也都在研究范围之内。在宣传海报上，他的名字和另一位大厨并排出现，活动的成果就是一场又一场“盛宴”。

他已漂泊多年，别时有莼鲈之思，归时又近乡情怯。虽去国万里，种种线索又时刻彰显着他的家国情结：他研究伽利略的计算器，通过Zoom采访罗马大学的学者，喜欢意大利红酒，用独特的口音讲英文。

但一个人携带的创造力能够模糊经与纬的界限。科学知识在全球流转，历史有新的叙述方式，社交媒体连接着无尽的远方。如果马可·波罗在21世纪旅行，他会看见全新的世界图景，甚至不必用自己的眼睛。

我们的对话被刚上桌的菜肴淹没。马大年夹起一块豆腐，告诉采访者他也喜欢二锅头。在艺园二楼的那个晌午，他从手机相册里翻出最爱的中国菜——“一种难以形容的红烩”，一盘红烧肉。

2021年，马大年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