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比较现代化；国家治理；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黄宗良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其成败的内在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发展的逻辑。

一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实行赶超战略。这在100多年前的俄国就已开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根本目标是清楚的：赶上欧洲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了夺取政权的时机。“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无产阶级应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先进的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用政治途径来推进社会经济建设，赶上欧洲文明。这就是列宁强调的革命的辩证法。这里的“政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的领导、先进的苏维埃制度。于是，在共产党执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贯穿始终的有三对关系：实现现代化的政治途径和经济方式的关系、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自觉性（历史主动精神）和自发性的关系。这三对关系中，孰为基础、孰为关键、如何适度处理把握，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执政艺术。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作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政治家，在探寻一条适合小农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提出苏维埃国家是“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不再提小生产者自发产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和农民做“最后的斗争”，实际上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社是社会主义。这在探索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斯大林与列宁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急速地向“左”推进的地方。斯大林的赶超战略体现在他的“八重八轻”的发展理念及其实践上，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实际上是不要市场）、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当然，这些都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有两大理论：一是“一国社会主义”论，二是“两个平行市场”论。这使苏联的发展自外于世界体系，走向自我封闭。他进行了两大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实行单一公有制（认定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全民所有制才是其最高形式）；大清洗运动，消灭“人民的敌人”（认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干部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党中央的指示整个共和国必须遵守（越过苏维埃，使其成为表决机器）。

沙俄有两个不好的传统，一个是个人崇拜，一个是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不仅没有去克服和清除这两个传统，甚至自觉地继承和提倡。前者用在大清洗运动中巩固其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体制，后者以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名义予以合法化。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工业化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虽有过某些改革、改良，但集权、僵化的制度框架没有重大改变，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把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苏联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地位都无力守住底线：放弃了党的领导，使派别林立；放弃了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使社会思想混乱不堪，无法形成社会共识；放弃了原来的经济制度，造成国家既无计划又无市场，使民众对改革完全丧失信心，民心四散；淡化民主集中制使联盟的解体成为必然；实行总统制使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形存实亡。

苏联70多年的历史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任何有民族责任心、爱国情怀、党性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不严肃思考苏共的历史教训。

二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的各个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十分注意研究和吸取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为何说是“划时代的”？因为改革开放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的觉醒”，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受苏联模式影响很深的社会主义转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否定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和“两个平行市场”论，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修正了过分强调政治、用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满意、拥护、赞成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端正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政治关系。

——我们党确立了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和和平发展道路，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划清界限。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科学地分析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保证了历史重大转变时期社会的总体稳定。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同时也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千难万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革，取得了世人公认的伟大成就，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先进的执政理念，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我们党通过改革，破除了体制机制上的各种弊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领域实现了体制机制的转变。当然，有的领域的体制机制转变不能轻易说“不可逆转”，但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阻碍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是不断被破除的。

我把上述内容归纳为“三大先进理念”和“七大领域的体制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总结出一系列领导和执政经验，其中包括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组关系的经验，即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三个“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取和借鉴国外文化的积极成果，使“马”“中”“外”这三种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具有正确定位，不要错位、不会越位、不能倒位。以上三个方面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三个重要领域中处理复杂关系问题的经验，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一脉相承再三认定和以不同方式重申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不断充实、努力实行，就可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避免出现全局性、根本性、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颠覆性”的错误，顺利达成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党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在成就和有利条件面前自我满足。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业，必须遵循党一再提倡的要有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有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以实事求是和锐意进取精神，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打断和打乱。

第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适应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是《决定》“聚焦”的问题之一。互联网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提供了使执政权力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技术条件，也提供了实行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的物质条件。只承认其中一个方面，并据此去处理问题，必然会把事情搞糟。《决定》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就是认定中国经济结构是“多元”的，在此基础上的思想和利益自然不可能是“一元的”。社会的发展是靠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合力来推动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需要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来整合不同的思想和利益。

第二，中国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就是认清中国政治的根本特点和优势所在。党的文献一再阐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点、政治优势和政治经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立体的、多维的，不是一条线、一个横断面。党、民、法三者“统一”，在哪里“统一”？就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理念，那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就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环节。《决定》也聚焦“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在“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一条中具体讲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在这个问题上，党与人大、政府与人大、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人大对国家财经问题的监督和审查，应该成为“聚焦”中的重点。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着力解决列宁在百年前碰到但没有解决的“党和苏维埃的关系”这一涉及根本制度的历史性课题。

第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牵引”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的现代化。“强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这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为艰巨、最为严峻的任务。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有不小差距。这是我们要正视的现实。《决定》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表明我们现在的经济格局不会有重大变动。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措施也表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秩序坚持了党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因此，“做大蛋糕”这个总问题自然而然要靠发展生产力来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我们在政治上有不少打破常规创新之举，而在经济建设上，还可以多关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决定》中强调的历史主动精神。

“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近期出现频率极高的新概念。一方面，实现现代化自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广大民众需求的多层次性。作为执政为民的党，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眼点放在满足十亿以上的中低收入的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上。讲“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机制”，那么，任何敢担当的人民公仆也不能不首先看到每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焦急期盼的眼光。我们常说中国经济韧性大，但不能不承认，这个“韧性”实际上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长期忍受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韧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在中国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30多年中，也曾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侵蚀，丛林法则、消费主义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也是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这些年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天天宣传“刺激消费”。“刺激”出来的是一大批居民特别是中青年工薪阶层还不完的房贷、车贷，造成今日严重的社会焦虑。值得庆幸的是，席卷城市的房地产急流在广大农村受到了有效阻挡，否则广大农民将会面临一两代人还不完的房贷。这要归功于我们党对资本进入农村的清醒，也是广大农民坚持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合理消费观念予以抵制的结果。

第四，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决定》聚焦的重要问题，关乎党群关系，从而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问题。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今中国，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群关系。如何有效地提高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决定》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任务。我们首先应该全面客观评价自媒体的作用。自媒体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各阶层民众的心声。各级党政干部既要有倾听这种声音的自觉性，又要花大力气克服自媒体中出现的某些混乱、低水平和走极端的现象，并在这种艰苦的工作中提高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化自信”。重要的问题在于主流媒体自身文风的整顿和改进：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少一些官话、套话、空话和废话。这是得民心的最关键的问题，应下大决心消除被毛泽东同志斥之为“不正派”的文风，去哗众取宠之念、倡求真务实之风。这些年来，常常看到有些文章和官员讲话使用不少听起来铿锵有力、实则空洞无物的话语。明眼人心知肚明，那不是对实际问题的概括提炼。“漂浮”是这类文章和讲话的特点，讲起成绩，恨不得把辞典中最华丽的词句都堆上；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则闪烁其词。这种文风常常为100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中过急、过火、过度的“老毛病”推波助澜，殊不知这种文风从根本上说是在帮倒忙。真正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人必须把整顿、清除这种文风作为克服党脱离民众危险的政治任务来抓。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决定性因素在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决定》再次强调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宣示的反腐决心之大、“打虎”“拍蝇”“猎狐”行动声势之大、落马贪官数量之多、侵吞国家财富数额之大，可谓震惊中外。人们在赞叹反腐斗争取得伟大成绩之余，必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许许多多的贪官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机制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其实，“不敢”“不能”“不想”的要害还是“不能”。只要“能”，就有人“想”、“敢”。世界各国防腐反腐的一个共同经验是：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践证明，中国推行该制度确实阻力重重，但总得想方设法朝此方向前进。首先还得敢下决心。党中央提出用人要以德为先、以群众拥护为先。一些贪官的赃款赃物如此之多，很难想象他们败露之前没有百姓见到蛛丝马迹。我们真心实意地依靠民众了吗？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三个代表”和“三个不代表”，后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提出的，即我们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应该成为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精辟表达了为人和为政之道，同我们党的宗旨是一致的。反腐斗争的成败要看我们党是否能做到“三个不代表”，这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

坚定初心、决心、信心，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董志勇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我们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坚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攻坚克难，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

一、以更坚定的初心全面深化改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习近平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坚持改革的人民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坚持与时俱进，通过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改革目标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不断为人民谋幸福、为社会谋发展。

1. 以更坚定的初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了人民”是贯穿改革事业的清晰主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一个个重要事件，勾勒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实足印；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业余生活日益丰富，人均寿命明显增长，整体素质持续提高，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保障全面覆盖，人民群众生活全方位改善，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彰显了改革开放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坚强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6000多万套，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1.4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2. 以更坚定的初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思想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成效大小提供了试金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是否”的新标准，即“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改革全面深化呈现新态势的宏观格局下，对改革成效评价标准的新发展。从“三个有利于”思想到“两个是否”的新标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最好的评价尺度。改革开放政策如何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坚持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改革的试金石。习近平指出：“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坚持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改革固然需要大胆闯、大胆试，但是必须尊重群众主体地位、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能够在干事创业中展现责任与担当，在利益纠葛中站稳脚跟。砥砺初心，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才能排除干扰、战胜困难，确保改革不偏不虚不空，将改革不断推深做实。

二、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仍有待认真解决，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机遇、新挑战，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期待、新要求，只能继续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加自觉地运用改革开放的经验、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直面改革开放的问题，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体制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1. 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明确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也是一样，总是需要根据实际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工作需要与时俱进，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需要识别问题、判断问题，需要紧盯新形势、新阶段不断深化调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的是更高起点上的艰难攀登。当前，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比改革初期更大，因为帕累托改进业已殆尽。因此，我们要对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判断，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2. 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进程中，重点领域和关键方面的“硬骨头”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甚至决定改革的成效显著与否。对于这些硬骨头，既要有直面困难、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又要有实事求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市场运行规律的决心和意志，冲破各类陈旧守成的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要有长期作战、久久为功的决心和准备，清醒认识到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啃硬骨头需要时间的积累、实践的检验，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断将改革向纵深推进。

三、以更强的信心全面深化改革

1. 以更强的信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树牢理想信念

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面临的深层次思想矛盾和观念障碍就越大，越要坚守自己的信念。习近平提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没有现成的经验办法可以照搬照用。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时刻，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同志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2. 以更强的信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都同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分不开。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信心之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政治优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3. 以更强的信心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坚持从改革实践中汲取经验

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4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正是依靠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的雄厚基础和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才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改革精神，从新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深化对改革目标、路径、特征的规律性认识，激发改革发展动能，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燕继荣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三中全会”具有特殊意义。比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而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具有特殊意义。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决定，在未来10—20年中，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国内经济发展任务艰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在于：首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会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做了明确判断，指出了当前中国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会明确党对形势实事求是的判断，有助于消除社会倾向性情绪，排除激进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干扰。

其次，全会明确了未来的努力方向，再次确认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目标是党和人民不会改变的决心和意志。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能不能继续产生疑问。中国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还有很多“短板”要补，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政策，都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短板”之一就是公共服务供给，国家现代化带给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尚不均衡不充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因此，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民意，正如习近平指出：“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

第三，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做出一系列部署。全会文件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其中关涉国计民生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包括：（1）国家根本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化和提升；（2）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4）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5）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改革；（6）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7）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8）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9）推动法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体系优化；（10）服务于国家安全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的改革；（11）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等等。由此可见，这些改革任务都相当艰巨，包含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经济支撑、财力支持、人民拥护、国际和平保障等诸多条件。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设定了方向和内容，规划了目标和步骤。

习近平指出：“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理解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可以把眼光投向历史深处。

如果把1840年鸦片战争视为古老中国现代转型的起点，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80余年。在这期间，王朝统治、外敌入侵、内部战争、政治动乱、东西方“冷战”等重大事件先后不同程度地干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逐渐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快车道，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时期，实现了从经济落后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贫困的农耕社会向小康型城乡结合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回顾历史，中国经历了要不要改革开放、按照什么方向和目标进行改革开放，从局部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从发展型改革到治理型改革转变的过程，经过艰辛探索，中国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目前，中国现代化正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历史表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立足长远、放眼未来，中国现代化需要实现从赶超战略向自身发展战略的转变。毋庸讳言，过去，中国曾经把学习苏联、“超英赶美”设定为现代化强国的方式。后来，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表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站在更高的标准上来设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行动方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模仿别人，而是要立足自身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理想状态，为世界现代化高标准提供一个新的版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营造改革开放的思想氛围和文化环境。改革总是以问题为导向，其动力和模式也是多样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鼓励大胆尝试、敢作善为，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也需要文明互鉴，学习和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加强国际交流。

从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来看，我国的改革开放还要做好补短板、促创新、强协调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农业是中国的短板。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还比较低，与一个现代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因此，急需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完成农业的科技化改造，实现农业的企业化生产和经营。其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也是中国的短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及性尚不能使人民满意。要加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必须补上民生和公共服务短板。为此，需要促进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以保证民众的声音能够及时转化为政策动议，社会问题能够及时转化为决策议题。

今天，短缺时代和消费时代的特征并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解决物质匮乏问题的阶段正在向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的多元化、小众化、个性化阶段转变。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要促进创新，开发新能源，形成新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新需求；另一方面，要促进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并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提供创新服务，创造美好生活。为此，必须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进高质量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需要人才，人才引进需要更好的开放环境，人才培养需要教育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说到底，需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任务，统筹考虑和协调推进人才、教育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本质是“制造”。如果说传统种植业是让财富“长出来”，那么，现代工业就是让财富“造出来”，也就是运用科学、技术和知识，制造产品，满足需求。工业制造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中国物质产品供给能力也极大提高。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现代化大国，中国要避免重复建设的同质化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区域协调、产业协调的体制机制改革。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化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历史反复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系。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重大进展和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给我们强烈信心：为了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

孙熙国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定这一主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理解这一主题需要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

一、只有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不断推进，才能开辟广阔前景

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改革。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阶级利益的截然对立决定了要通过阶级斗争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党和国家可以通过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靠的都是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也是通过改革开放，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靠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二、只有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就是更好地让人民当家作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最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就要求必须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七个聚焦”囊括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破除那些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三、全面深化改革既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又有科学系统的理论依据

《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决定》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有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理论依据，是有“主心骨”“定盘星”和“压舱石”的改革。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深刻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大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我们成功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价值立场；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要求；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坚持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六条原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也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表明，它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是世界影响和历史意义广泛深远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表明，它是摆脱奴役压迫、做社会的主人的现代化，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表明，它是实现人自身解放、做人自身的主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明，它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表明，它是胸怀天下的现代化，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深刻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

概括地说，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和深层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内在统一体现在：改革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只有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不断推进，才能开辟更广阔的前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只有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模式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谈到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大学本身就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近百年历程的具有开拓性的场域。100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也应该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20世纪30年代胡适曾指出这一点：“30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辛亥革命后，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探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出路。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获得成功，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从1915年到1920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西文化问题大论战，使中国现代化思想进一步确立，这一讨论说到底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后，纷纷建立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以改造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早期组织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它表明中国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事业有了新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也预示着中国现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现代化飞跃。

清末民初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思想史上是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重要节点。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任文科学长的严复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人物。严复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而是思考如何从传统的价值与文化中提取积极、优秀的因素，并使之成为引领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他特别强调文化传统的内在伦理和其固有的精神价值，突出人文价值的内生性，同时也不排斥西方的思想和精神价值，特别强调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以及政治与其制度的设计。尤其是他倡导的传承和弘扬中国的“国性”作为现代化之根，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很多学者关注现代化命题。冯友兰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现代化的进程，并用否定之否定加以概述。他说：“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有比较优越的条件：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引；第二是，古代中国人已经打下了基础；第三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中国现代史中的肯定和否定互相错综的急剧变化和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如果能在这一方面有所成就，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那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他强调：“如果离开整个的中国现代史，孤立地看改革,那就不能理解改革的全部意义。就中国现代史的整个过程说，现在所说的改革，是中国现代史中的否定之否定。如果了解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意义,改革的历史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冯友兰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发展，现在的对外开放，与之前的被迫开放及封闭发展比，也是一种中西关系的否定之否定。清朝末年，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被迫开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这是第一阶段，抗日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将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又将外国资本“请进来”，是否定之后的否定，我们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费孝通等一批学者都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区域协调与均衡性发展、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问题。罗荣渠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现代化新论》中围绕现代化理论的缘起和发展、现代化在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理论、文献、实践进程的梳理，融理论与历史研究于一体，是将人文与社会科学融通发展的跨学科新探索。从几位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讨论中国的整体性发展。

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理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议题。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论上如何深化提升？如何进一步认识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下几点非常关键：

第一，要考虑历史逻辑与比较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肯定离不开自身传统。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过度强调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化的现代化理论突显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观，事实上走过了头，因为一元化本身和殖民主义、殖民地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就认为，在西方制度中，每一种结构都有一种专门的功能控制和调解着其他结构功能的发挥，而传统的、特殊的、颂扬式的、带着感情色彩的传播风格已广泛地被专门化、普遍化、成就化以及中性情感的合理风格所渗透。一元现代化体现在传统现代化理论中。传统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转进为现代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一元性体现在：（1）单线进化的取向；（2）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一致性，即认为虽然现代化最早源于西方，却具有普遍性，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会向其趋同。最具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

一元现代化受到了许多批评。而多元现代性理论认为，由于文明遗产和文化传统现代化的差异，不存在任何普适性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方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此次浪潮的中心在东亚地区。传统东亚文化的特点是以汉字和儒学为象征、以朝贡贸易体系为纽带的华夏文明为内核，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曾经长期领先前现代世界，具有世俗性、内陆型的农业经济与社会、社会政治组织的构造是由家而国，等等。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兼容和吸收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东亚文化”，成为连接东亚广大地区强有力的纽带。正是东亚独特历史传统与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有机结合，形成了“东亚现代化模式”。东亚地区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萌芽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大多数东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学习西方”的改革，如中国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并没有带来发展契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亚现代化才开始出现转折点。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 日本、韩国，新加坡，包括中国的台湾，迅速地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完成现代化。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证明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特别是10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点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并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组成部分，而是超越东亚现代化模式的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这种转化本身就关乎文化主体性。从历史逻辑、“两个结合”和现代化自身的独立发展道路来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强调现代化自身模式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看成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特有的具有中国智慧的现代化。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书写好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追求是立党的非常重要的步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关系中，把乡村放到了与城市同等的地位，把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乡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发挥乡村发展的主动性，这为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乡村振兴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即围绕“农业救国”和“工业救国”展开讨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人物梁漱溟认为，“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即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乡村发展，以致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发展图式。与上述两种探索路径不同，费孝通将中国农民置于整个城乡体系乃至世界体系中加以考量，力求将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有机链接，走出一条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子。所以，城乡二元关系、城乡协调、城乡一体、城乡统筹与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当然，这也涉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怎么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标准、高要求。

第四，各民族共同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上存在差距。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要确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同时每一个民族也都必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和奋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就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

从事民族研究的几代学者，特别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共同现代化问题。反过来，各民族在共同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在民族调查的基础上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巨大差距，提出共同繁荣和发展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民族研究提出的“跨越式发展”概念，成为我们认识很多民族如何从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封建社会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其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第五，人类文明新形态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一直不是放在中国内部环境里进行讨论，而是放在全球比较视野中进一步展开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放在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里进行考察。这个新样态本身是放在全球化的进程里面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对于全人类的贡献。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并未陷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强必霸”的循环陷阱之中，而是为全人类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文明之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如何引领全球治理，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好的文化理念，包括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建立“和而不同”与“和合共生”的全球社会与文化共享理念的基础。

2000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中期会议要在北京召开，我帮费孝通先生整理一篇口述稿。他口述完以后，我说先生还没题目呢？他用钢笔写了几个字：“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今天，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结构和特点时，一个人民取向、全球取向的“和合共生”的现代化理论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全面深化改革

李玲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部署改革。把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主调是“分”——分田、放权、让利、松绑，强调激发活力、调动积极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企业和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合”——全面、全局、全方位、形成合力，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国家利益最大化，全国一盘棋；加强对改革的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多的是要更加注重系统的集成，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提出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深化跨军地改革，健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机制等具体整合部署。

在经济领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纯的市场经济就像农贸市场，是不需要构建的，而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是需要构建的。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所以，我们现在所要构建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合”的体制机制，同时又有市场经济的“活”的效率，跳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周期循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到要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过去很少讲市场失灵，认为只要有市场，一切就“繁花似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有效市场，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市场，而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因为满足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前提假设根本就不存在，市场失灵是常态，所以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也是更注重整合。例如，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是政府搭建的大数据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大一统”的制度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信息化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让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地造福全民。

在医疗保障方面，全会提出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也是整合性改革。从最初的县级医疗保险统筹，到现在市级医疗保险统筹，再到省级医疗保险统筹，以及未来全国医疗保险统筹，逐步解决地域差别带来的保障差别问题，解决统筹层级低、风险分担能力差的问题。

在医疗改革方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能力。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完善薪酬制度，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这表明医疗卫生领域总体上也是要进行整合性改革。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是因为健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的显性可度量指标。人民健康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维护人民健康需要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综合改革，探索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需要建立维护人民健康的医疗卫生制度，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国家要加快建立统管医保、医疗和医药的治理体系。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一方面将所有公立医院换轨到公益性的新路上，另一方面统筹使用所有医疗资源，将所有的医保基金和卫生资源整合使用，直接支付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薪酬。公立医院恢复为财政预算单位，实现收支两条线。利用现代信息化考核监管体系，对医院运营全流程管理，管住管好医院的账户，根治医院创收的顽疾，再配合药品耗材集采体系以及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体系等一揽子集成改革，彻底破除医院逐利创收的旧制度，建立保障其公益性的新制度。

我们现在赶上一个新的机会——信息化、智能化，在政府搭建的大数据平台上，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人的，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各类体制都可以发挥作用。在大数据平台上，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在人工智能和海量数据的支撑下，不断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造福全体人民。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王大树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确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税收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成功地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根据客观情况适当调整，财权上收了，事权却向下级政府转移，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埋下了伏笔。三年疫情叠加房价下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锐减，债务又到了还本付息阶段，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普遍凸显出来。这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形成挑战。

《决定》阐述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举措，这些措施贯穿一条主线——通过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财力与事权匹配的程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规范财政预算收支

我国政府不仅可以凭借政治权力取得税收收入，还可以凭借国有产权取得收入，例如土地出让金。由于预算制度不完善，有部分公共资源，如国有企业、部分事业单位凭借行政权力或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游离于预算之外，形成了“地方占有="地方所有”的格局。这一方面导致预算体系不完整，不利于统筹财政资源，另一方面造成全民所有的资源因为管理问题仅在部分地区共享。《决定》提出要“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这意味着预算制度将更加全面和完整，既规范了预算管理，加大了财政资源的统筹能力，也有利于促进全民所有的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公平的共享。

现行的预算模式是基数预算，即每年的预算决策基于上一年预算完成情况，再调整一定的数额，作为基础变量，基数一定程度上影响预算的资金分配。《决定》提出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举措，这是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的有效途径。零基预算的目的是打破预算支出的固化和迭代格局，核心理念是不再以上一年度的预算完成额为基础，每个周期都从零开始评估和编制预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零基预算已被基层财政工作人员所接受。截至2023年末，多数省级财政已实施零基预算改革。然而，国家层面目前仍没有统一的零基预算编制框架，也未细化零基预算实施情况的评估，与零基预算相关的配套制度（例如项目库、预算绩效评价及反馈机制等）建设尚不健全，对零基预算编制的支撑不足。在财政紧平衡背景下深化零基预算改 革，有利于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二、健全税收制度

现行的财税制度主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范围跨越了地理和物理因素的限制，可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收益，而其价值创造建立在大量的源于居民、企业、政府端的数据资产之上。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经济形态的生产经营模式、财富创造和利益分配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催生了新业态、新经济、新动能。新业态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税源，但是，其商业模式、利润来源和纳税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业务分散性和核算集中性，导致税源分布不均衡、税收与税源背离严重，对区域税收和经济均衡发展产生冲击。如果税源、税基界定不及时，部分经济活动可能会游离于征管之外。现行税收制度与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适配性相对较弱，因此，需要研究在数字技术、数据资源广泛应用的情形下，税收政策和制度的适用问题。

《决定》提出“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并要求“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健全直接税体系”“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其中，“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是首次提出，应该是下一阶段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近年来，政府在现有的税制框架下进行探索，针对一些新业态创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例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免税政策，等等。面对新业态，税收制度仍有调整空间。比方说，部分新业态跨区域或者跨境经营特征突出，对税收管辖权界定、来源地判断等提出更高要求；传统业务模式和平台模式结合时，对业务实质和交易适用增值税税率的判断也存在争议。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层出不穷，税制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有待加强。国外探讨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已取得初步成果，有的甚至将数字税纳入了实践范畴，并制定了相应的税收制度和法案。期待我国税制能在现有基础上统筹和集成相关经验，以更好地支持和引导新业态的发展，实现线上线下税负公平。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企业在不同区域间能实现公平的竞争，要避免各地内卷式招商引资所引发的种种不规范不合理的税收优惠。《决定》提出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只有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才能破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也才能有更加稳定的预期，将更多精力用于产品和服务研发、提高核心竞争力方面。

三、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因此，有必要增强地方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高地方积极性。消费税主要是烟、酒、燃油、车四大项，集中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占总税收比重在8%左右。消费税征税环节的后移意味着税基扩大，下划地方会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后移”加上“下划”，有利于极大提高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财力。

为了筹集城市建设资金，我国1985年开始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对象为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实际缴纳的两税总额，再乘以纳税人所在区域的税率，其中市区为7%、县城及乡镇为5%、其他地区为1%。2023年，全国城市维护建设税5223亿元。我国1986年开始征收教育费附加，后来又征收地方教育附加，属于“费”而不是“税”。教育费附加征收标准为上述两税总额的3%，地方教育附加为总额的2%。《决定》提出“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改革后，两个附加收入相当于“费”改“税”，加上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税率，有助于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等于扩大了地方税权，还可以简化制度安排和征管，有利于纳税遵从，也有助于增强地方的可支配财力。

近年来，地方非税收入规模持续增加，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023年，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27.2%的收入来自非税收入；若考虑其他预算，广义的非税收入（含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全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超过50%。“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有利于增强地方非税收入的稳定性和透明性，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增加部分非税收入的地方管理权限，有利于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也有利于调动地方规范非税收入。

我国中央政府支出占比远低于大多数经济体，特别是在区域外溢性较强的公共服务领域、风险统筹要求较高的社会保障领域、社会公平性要求较高的教育和医疗领域等，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仍显不足，这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区域协调发展。在事权与支出责任方面，《决定》指出要“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决定》提出三项举措：一是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二是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三是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这些措施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