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为傅泾波）

    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这次与司徒之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里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的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大大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

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琐事，司徒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那样符合基督的教导。这种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

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生地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帮助司徒雷登迅速地打开教育界的局面。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由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自此，傅泾波“生活道路的新起点”开始了。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出掌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傅泾波的身份颇为尴尬：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贴切。

这个问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时期还不算大。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经有很多得到更好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在美国中风以后，傅泾波，这个中国王公的后代，像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

由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一生的经历极其复杂，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这让他成了研究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986年3月，中国社科院委托何迪前往华盛顿帮助傅泾波整理他的口述历史。傅泾波再次把司徒雷登推向了台前：他说自己的一生没什么好讲的，它已经和司徒的一生紧紧地联在一起，当叙述完司徒的历史活动后，自己也就隐没其中了。于是，何迪在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把他的口述历史提名为《我与司徒雷登》。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口述历史最终并没有完成。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关于傅泾波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这让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摘自《逝者如斯未尝远》陈远/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碧荷